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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丛书:始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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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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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韬三略

عام: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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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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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公真顽皮”

——钱锺书近人诗评二则

“诗是吾家事”

——钱锺书与李释戡书二通

钱锺书冒孝鲁交谊探隐

钱锺书的第八度空间

《容安馆札记》中的性话题

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

批评家胡兰成

——从几篇佚文谈起

张爱玲记错了

潘伯鹰诗中的几个今典

赵园的新变化

杨念群的新境

史景迁与延异的历史

史景迁的张岱

为张岱立传

哪个是真的李绂

袁子才的问题

书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后

读史早知今日事

关于马资达克

也谈“以耶入诗”

乔治·斯坦纳

书评家奥登

桑塔格是怎么读书的

——以日记第一卷《重生》为例

“未经考验”的考验

《玫瑰的名字》新译本可靠吗

——以前六页为例

在语言那仁慈的怀抱里

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始有集/刘铮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308-10697-9



I.①始… Ⅱ.①刘… Ⅲ.①社会科学-文集 Ⅳ.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6519号





始有集

刘铮 著



* * *



策  划 周 运

责任编辑 王志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42千

版印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697-9

定  价 32.00元



*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丛书主编


吕大年 高峰枫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论语·子路》





“公真顽皮”


——钱锺书近人诗评二则


刘衍文先生的《寄庐杂笔》中有一篇文章,题目看似平常,只叫《漫话钱锺书先生》,然其中议论有极警辟者。比如谈及钱锺书先生在书札中每每对人奖饰溢量,刘先生说:“当知我国传统的交际礼节和客套用语,于己当示谦卑,于人则当加称颂。这是已成惯例的。倘不明白这一悠久传统,死在句下,那就误解太甚了。”这话讲得实在对得很。钱锺书先生说的那些夸赞相识者的话,即便不是完全做不得准,也往往是要费些思量的。恶乎然?恶乎不然?有时不容易说得清楚。刘衍文先生举钱锺书为卢弼的《慎园诗选》作序为例,认为钱公把近代光宣以后的湖北著名诗人樊增祥、陈曾寿、周树模等都说得无甚可取,各有弊端,而只有卢的诗“机趣洋溢,组织工妙,情文相生,且学人而为诗人”,这就未免是所谓“米汤大全”中行货了。

一

实际上,除了《慎园诗选》的序言外,钱锺书还写过另外一段评价卢弼旧诗的话。这段评语收录在1961年秋油印本《慎园诗选馀集》中,原文应该是钱锺书在致卢弼的信中写的,卢氏截取以为诗集题词。文曰:



快读数过,逸气如泉涌地,好语如珠走盘。瓯北不能专美于前。所谓“千秋两字骗人多”者,当易为“千秋两字与公分”。“健康美”三字入诗,公真顽皮。《弹指》十首有“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之观。



不用说,“逸气如泉涌地,好语如珠走盘”云云,怕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接下来,忽谓“瓯北不能专美于前”,本来某某“不能专美于前”是句赞语,可是清人赵翼不能专美于前是怎样的赞语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赵翼是“学人而为诗人”的样板,不过,我们也不妨参考《谈艺录》中的断语:“瓯北诗格调不高,而修辞妥帖圆润,实冠三家(引者按:指赵瓯北、蒋心馀、袁子才)。能说理运典,恨锋芒太露,机调过快……”那么,所谓“不能专美于前”,是该取“修辞妥帖圆润”“能说理运典”这一部分,还是该取“格调不高”“锋芒太露”那一部分呢?我想,不同的读者或许会心处有异罢。

《慎园诗选馀集》中的一首诗题为《瓯北有千秋两字骗人多之句戏作》,钱锺书说的“千秋两字与公分”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卢弼堪与赵翼相颉颃。

“健康美”云云则出自集内《戏和雪纭消夏原韵》之一,诗云:“竞美健康繖不张(自注:晒黑为健康美)。天公有意戏炎凉。海滨洗浴温泉胜,试较杨妃孰短长。”依我看,钱锺书这句“公真顽皮”的考语,才真顽皮!我也当真相信,此诗是“瓯北不能专美于前”的。

至于“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初看似为称誉之辞,但我们还是得再参考一下《谈艺录》:“施愚山《蠖斋诗话》自比其诗于‘人间筑室,一砖一木,累积而成’,渔洋之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有一顿一渐之别。《渔洋诗话》亦载厥说。则愚山又为妙悟之说所欺;渔洋楼阁乃; 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其迂缓实有倍于愚山者。”如此说来,“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是欺人之谈了。然则钱锺书用这话来夸卢弼,是不是又有什么皮里阳秋呢?自惟谫陋,无法遽断,相信这也如刘衍文先生所说,“是非细细咀嚼、反复思考不能得的”。

二

钱锺书先生于书札往来中摇笔即来写下的那些赞语,恐怕算不上正经的批评,也禁不起严格的推敲。然而,偶有心眼实的收信者,就拿它们当了真,或者即便心里清楚这些只是虚应故事,也觉得聊胜于无。他们将此类应酬话裁剪出来,印在自己的诗集里,当作名家品题,自然是颇能长自家的威风,夺人家的目睛的。我疑心钱锺书先生评彭鹤濂《棕槐室诗》的那两句话就是“尺牍精华”来着,后面一句“读子言先生撰序,名流鉴赏,月眼无花,传后信今,不待赘说”似乎尤堪玩味。

这样的“品题”,我最近又读到了一则。陈伯庄《卅年存稿》戊集《愚园诗草》卷末所附评语中,即有钱锺书先生的一段:



尊稿细读再过,潘(编者原注:潘伯鹰)评语尤精密,但未搔着痒处。先生欲诗界维新,而两君(编者原注:潘伯鹰、黄尊生)不免以陈法相绳。如司马相如所谓“鸿雁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生气伟词奇情妙想,两君皆已注出,不才独喜其善言名理,如《明月》、《兆丰公园小池》、《君道》、《人性》等篇。唐人论文曰载道,宋人论诗曰理趣,不外乎是。……



《卅年存稿》是陈伯庄1959年8月在香港的自印本,书前有胡适的序,里面提道:“伯庄和我都是四十九年前(1910)考取了留美官费同船出国的。那时侯他叫陈延寿,只有十七岁,我那时还不满十九岁。今年三月一日,我同当年同船出洋而现在都在台北的六个老朋友——杨锡仁、赵元任、周象贤、程远帆、伯庄和我(引者按:原文如此。似有语病。)——在锡仁家里聚餐一次,我们都觉得我们都还没有老,都还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园地里工作。”

检《胡适日记全编》,1959年2月16日记“陈伯庄先生自香港来”,也同样说了他是留美同学中的一个。3月1日记“在杨锡仁家晚饭”。3月12日记“下午陈伯庄来谈”。此后,似乎就没有关于他的记载了。3月12日那天谈话的内容,说不定就与请胡适为《卅年存稿》撰序有关——序言末尾署的日期是5月31日。

陈伯庄先生,不是儒林文苑中的人物,因此得多介绍几句。他原籍广东番禺,赴美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工程。回国后,在大学当过教授。1927年11月,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煤油特税处处长;1928年11月,任铁道部建设司司长,1929年12月去职。后来当过粤汉铁路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交大研究所主持过社会经济调查工作,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委员及交通组长。1933年1月,任立法院第三届立法委员;10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棉花统制委员会委员。1937至1938年任华南米业公司总经理。1939年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同年,孙哲生二次因公赴苏,陈伯庄都是随员之一。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后方。1946年6月,陈伯庄辞立法委员,任资源委员会委员。战后,直至1949年初,他担任京沪区铁路局局长一职。

为何如此不惮烦地罗列他的履历?其实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陈伯庄是实业界、政治界的人物,他本应跟钱锺书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可是,他们的生命轨迹却真的交会过。

三

那么,陈伯庄和钱锺书这两条线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交点呢?据我推测,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陈伯庄在京沪区铁路局任上时。

抗战胜利后,陈伯庄来到上海作局长,当时钱锺书在上海当教授。等到1949年夏,钱锺书北上,陈伯庄卸任,他们的交会也该结束了。《顾廷龙文集》中有一则简短的《百尺楼诗集题记》,云:



番禺陈庆森撰。庆森为前京沪铁路局长陈伯庄之父。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三日,钱默存先生赠。默存明日赴北平应清华之聘。龙记。



据此推测,也许是陈伯庄将他父亲的诗集送给钱锺书,而钱锺书北上时带不了那许多书籍,于是随手转送他人了。颇疑钱氏行前所遗甚多,胡文辉先生在《钱锺书诗〈沉吟〉索隐》一文中提到,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吴用威《蒹葭里馆诗》、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皆为钱氏旧藏,没准儿它们跟陈庆森《百尺楼诗集》一样,都是1949年那年夏天留在沪上的。

至于陈伯庄与钱锺书结识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一时还没有充足的材料来说明。不过,我注意到亲近风雅的陈伯庄在他当京沪区铁路局局长的时候曾主持出版《京沪周刊》,于是便向见闻博恰的海上友人朱铭兄请教《京沪周刊》里可有与钱锺书有关的材料。朱铭兄慨然相助,提供了有关《京沪周刊》的内容。

在该刊三卷一期(1949年1月9日)上,刊有署名“槐聚”的《且住楼诗十首》。我们知道,且住楼是钱锺书住在上海长乐路时的寓楼名,钱先生当时读《宋诗纪事》于扉页上留下的题词就写着“槐聚识于蒲园之且住楼”云云。诗前另附编者识语:



且住楼主人者,文坛大将,学贯中西,本社邀其著论,而先选诗十首见贻,盘马弯弓之将军必以笔名“槐聚”出之,迨取义于元遗山之“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蛙鸣自一天”。作者虽欲隐其名字,而末首自注谓“时方订正《谈艺录》付梓”。凡文艺界皆知此渊博精深之论诗新作,及作者之为谁,神龙纵不见首而见尾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非君家豪杰能作风流语,而为坡公所低首耶?



这段故弄狡狯的按语写得还真有意思。不知是不是陈伯庄自己写的。

除了这十首诗,《京沪周刊》三卷三期上尚有署名“风”的《诗话》一则,云:“钱默存先生即《谈艺录》著者,本刊三卷一期之《且住楼诗十首》,即钱氏所作。顷又寄题其友人某君诗集两首见寄。”这两首绝句未收入《槐聚诗存》,因录于下。诗云:



不作磨牛践迹,真能天马行空。

人道出奇因险,吾知积健为雄。



霹雳拓诗境界,醍醐味道中边。

莫拘杜甫细律,最爱扬雄太玄。



二诗的风味令人忆起钱锺书1948年《谢振甫赠纸》两绝:



只办秋蛇春蚓,几曾铁画银钩。

三真六草谁子,君莫明珠暗投。



子安有稿在腹,子野成文于心。

真惭使纸如水,会须惜墨如金。



因此,我起初猜想这题友人诗集的六言绝句或许跟周振甫有关。但我细绎诗意,发觉它们还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语,而“莫拘杜甫细律,最爱扬雄太玄”两句尤其古怪。“晚节渐于诗律细”是历来为人称道的,也与钱锺书自己的诗歌追求相符,他怎么会劝人“莫拘”呢?至于题诗集却说喜《太玄》,这不是如刘衍文先生所云,是“人投以诗而报则誉其文,是讥,于诗无得也”吗?竟或者“太玄”实为“太玄虚”“太玄乎”的饰词?

我们知道,钱锺书先生写示他人的诗一般都是得意之作。这回,他为什么将这样的恭维夸饰之作专门抄给人家呢?而那个写诗话的人为什么也如此细大不捐,非要将这样的作品登上《京沪周刊》不可呢?似乎有一种解释多少还说得通,那就是“友人某君”自己要将钱氏揭载出来,以为炫耀。要么是他亲自动笔写的这则诗话,并隐去己名,只称“友人某君”;要么是他将这两首绝句拿给写诗话的人,请人家录进去的。

我疑心这两首绝句就是写给陈伯庄的,而所谓“友人某君”恰恰是陈伯庄自己,要么是他亲自操刀写成诗话,要么是他让手下人抄的。“天马行空”“拓诗境界”云云,也与钱锺书那个“诗界维新”的评价有些相近罢?当然,说到底,这也只能是一种猜测而已。

四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前引钱锺书先生的《愚园诗草》评语中涉及到潘伯鹰,而潘伯鹰与陈伯庄主持的《京沪周刊》关系更为密切。从1947年到1949年,《京沪周刊》上一直有一个由潘伯鹰主持选政并亲自誊写的旧诗栏目,叫“饮河集”,章士钊等人的旧诗便常在此发表。《谈艺录(补订本)》页三四六又有这样的记载:“《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伯鹰同文酒之集。伯鹰盛叹黄诗之妙……”这即是说,恰好在潘伯鹰主持《京沪周刊》“饮河集”这段时间,他跟钱锺书是相熟的。那么,会不会是潘伯鹰将钱锺书介绍给陈伯庄的呢?

可能性倒不是没有,然而实未必。因为钱锺书《且住楼诗十首》并不是发表在“饮河集”这个栏目中。《卅年存稿》里有一篇《友声集介辞》,附注曰:“笔者长京沪铁路时,办有《京沪周刊》。每隔一周有潘伯鹰君主编的‘饮河集’数页。潘君选诗自具准绳自成格局,雅不欲以友人投稿乱其阵容,故另辟‘友声集’以别于‘饮河集’。”假若潘伯鹰真的非常欣赏钱锺书的诗作,为什么不拿来发表在自己的“饮河集”里呢?

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或许是钱锺书既认识陈伯庄,也认识潘伯鹰,但却不一定是因潘伯鹰之介才与陈伯庄结识的——潘伯鹰有必要将自己不见得赏识的诗人介绍给上司吗?

五

现在回过头来读那段《愚园诗草》的评语,我们没准儿能品出更丰富的意味来。钱锺书说:“潘评语尤精密,但未搔着痒处。”这话便很有意思,本来都“未搔着痒处”了,还有什么“精密”可言呢?

潘伯鹰的评语是这样讲的:“龙门之桐,龙渊之剑,愿以高枝之百尺,益之精金之百炼。”这又是不着边际的客套话,何“精密”之有?潘伯鹰的评语,跟钱锺书对潘伯鹰评语的评语,其实都够幽默的了。

接下来提到的黄尊生,是陈伯庄的老友,《卅年存稿》有《黄尊生诗序》一文。据叶元章、徐通翰编《当代中国诗词精选》,黄尊生,广东番禺人,曾任浙江大学教授,后居香港。著有《小沧桑斋诗草》。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出版的《亚洲诗坛》杂志上读到过黄尊生的诗,起初居住地写“澳门”,后来才冠“香港”,也许他是先移居澳门,后转至香港的罢。黄尊生评语主要是说“作者原为霸才”,可惜就是有点泥沙俱下了。

“先生欲诗界维新,而两君不免以陈法相绳。如司马相如所谓‘鸿雁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这听上去很像是称赞,可我们都知道钱锺书对所谓“诗界维新”是不怎么感冒的。他认为黄公度的诗“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而陈伯庄写诗恰恰爱点缀些西洋名物,比如《井羊哀词》云:“呜呼!国魂酣醉谁能唤?振聩起颓在一贯。费希特兮岂异任,天不假年应有憾。”这是将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名字嵌进去了。再如钱氏标举的《人性》一诗中又就有这样的句子:“阳抑必潜溃,外驯则内斗;升其力比都,谛视终此兽。”所谓“力比都”,即弗洛伊德理论中的libido,现通译“力比多”。

到底钱锺书先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的“诗界维新”?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这就算是“善言名理”?对此类问题,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确凿的答案了。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以自己理解的那个整体的钱锺书来推测、来判断那些枝枝节节的钱锺书,而矛盾就在于,我们的整体印象恰恰是建立在枝节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我们这些读者,也经常是仅仅交会一次之后便要分道扬镳:例如,在陈伯庄诗集评语的文本上交会一次,在什么才是钱锺书的真实想法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不过,更吊诡的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所谓“钱锺书的真实想法”这么一回事。我们所能说的,也许只有“公真顽皮”这么一句。



(原刊于《万象》2005年4月号)





“诗是吾家事”


——钱锺书与李释戡书二通


《槐聚诗存》中的《答叔子》诗二首,编年在1950年,里面有这样的一联:“惯看浮云知世事,懒从今雨数交游。”所谓“懒从今雨数交游”,即是说钱锺书在北京新结交的那些朋辈间是提不起精神来的。那么,他当时愿与之交游的,是怎样一些人呢?想来,还是那些海上旧雨罢。从目前留存的钱氏诗作、信札以及其友人的诗文集、年谱来看,1949年8月24日钱锺书北来后的近十年间,他唱酬、通信的对象多是在上海的朋辈,如冒效鲁、苏仲翔、龙榆生、刘大杰、黄裳等。钱锺书似乎并不很能适应新的环境,对旧日诗酒清谈的生活倒颇有些追怀之意。

前些时,香港的王锴先生拿来钱锺书写给李释戡的两封信的影印件,第一封信的内容刚好可以印证上面的看法。



蔬畦诗老吟几:

秋杪匆匆北来,未暇叩辞,而怀想甚殷。前致书拔翁,曾托寄声,比奉手肃,并重九唱和之什,如适越者重睹章甫,喜可知也。此间稍讲旧学之人,皆明人院本所谓“作文成七股,吟诗得八言”者。晚亦习而与化,安能追步诸公乎?自诗窖子中来,投苦海中去,不如藏拙,幸许免役。为宾萌已三月,观感颇多,如是我闻,此中人语,何时得抵掌快谈耶?《诗录》诸作,公与拔丈最擅胜场。“诗是吾家事”,为公兄弟吟。病树及王彦行亦一时之选。至于江郎之笔,潘郎之鬓,两郎太郎当耳。一笑。即颂

道安!

后学钱锺书再拜 十二月十九日



据“秋杪匆匆北来”“为宾萌已三月”诸语判断,这封信写于1949年12月19日,其时,钱锺书来京已三个多月。《管锥编》里有这样的话:“……明单本《蕉帕记》嘲文理不通,至托为胡连其人者,自白云:‘作文只是七股,吟诗偏爱八言。’”(P.1308)信中“作文成七股,吟诗得八言”云云,想是一时误记,不过嘲讽仍是辛辣的,可见钱锺书对周围学人的态度。至于这些“稍讲旧学之人”指的究竟是不是吴晗、浦江清之属,就不得而知了。尤为可惜的是,钱锺书于“苦海中”“观感颇多”,然终未在信中泄露一二消息,这或许就是钱氏外狂狷而内谨饬的本色了。

在所有老辈中,李拔可(宣龚)没准儿是钱锺书最尊重的一位。钱先生评《硕果亭诗·诗续》的文章匿名发表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一号(1945年3月)上,略云:“作者,字拔可,闽县人,于现存福建诗人中最为耆硕,陈衍《石遗室诗话》称为‘最早为海藏体者’……今按所作,瘦硬苍坚,幽意渺指;与孝胥之高腔亮节,殊不相似。石遗之说,颇为贻误。亦不襞积堆垛,蹈近世所谓学人之诗结习。李氏辛亥以后,绝意仕进,三十年来,赞画商务印书馆事;文物流通,厥功甚巨。诗中于老辈诗人习气,刮磨净尽;凡遗老忠君复辟、失志官僚叹老嗟卑等套语,丝毫不滓笔端。盖识足达变,才能施设,有物之言,斯无须出位之思自张门面也。”可谓推崇备至。写于1945年的《拔丈七十》诗云:“推排耆硕巍然在,名德无须畏画描。”亦可见一斑。然该诗中所谓“老去松心见后雕,危时出处故超超”实有微意——李拔可在沦陷时期洁身自好,而他的从弟李释戡却出任汪精卫政府的伪职了。钱锺书在与李释戡交往的过程中,是否能全无芥蒂,恐怕要费些思量。“怀想甚殷”云云,似宜作寻常酬酢语看待。

李释戡(1883—1961),名宣倜,又字太疏、汰书,号蔬畦,晚号苏堂。1949年(己丑)重九,诗人李拔可、李释戡、江庸、潘伯鹰、王彦行、陈伯冶及画家糜耕云、谢稚柳在女画家顾景梅的醉叶楼中雅集,当时写下不少诗作。其后,李释戡等广泛征集和作,一时南北诗人唱和者达五十六人之多,分别为章士钊、林志钧、林讱盫、方策六、吴眉孙、戴克宽、陈季鸣、吴夔盫、陈颂洛、瞿兑之、陈方恪、陈泽锽、陈声聪、徐曙岑、靳仲云、陈器伯、薛兼到、冒效鲁、曹靖陶、钱仲联、陈病树、杨祗庵、曾克耑、王孟邻、李小山、汪辟疆、黄公渚、徐南屏、杨鉴资、林洞省、沈剑知、郑屯盫、刘放园、江南萍、郑翼谋、吕贞白、朱大可、陈蒙庵、王欣夫、蒋苏盫、严昌堉、王巨川、郑雪耘、林岩、史次雅、郭枫谷、李太闲、龙榆生、沈无梦、林守素、柳诒徵、程寙堪、林向欣、陈虚谷、郭叔伦、周炼霞。这些诗词均收入《己丑重九诗录》,我手边的一本原是李释戡赠严昌堉的,扉页上有“载如先生  汰书”的题字,下钤“蔬畦”印;载如,是严昌堉的字。不过,这本《己丑重九诗录》与钱锺书信中提及的《诗录》恐怕有些差异,因为前者收入了作于庚寅年,也就是1950年的诗,钱锺书是无法提前看到的。可能《己丑重九诗录》另有刊行较早、录诗较少的版本,也可能钱锺书读到的《诗录》只是手抄的,并非后来的铅印本。





既然重九唱和征集的范围如此之广,李释戡想到远在北京的钱锺书,就是很自然的了。但钱锺书说“不如藏拙,幸许免役”,不肯参加和诗,也许真的是因为当时“诗情文思,皆如废井”(见1950年1月31日与黄裳书)。自然,不愿加入耆宿俊彦的行列,凑一回热闹,也不是不可能的。

钱锺书在信中盛赞了李拔可、李释戡兄弟的诗,这里且抄录两首,窥豹一斑:

九日醉叶楼夜饮看画 李墨巢

无蟹吾所甘,无酒吾亦可。

独怀人与菊,不共羲皇老(谓苍虬)。

今朝天始霜,愈觉重阳好。

叩门必吾党,争忍径不扫。

谁知我为客,非复旧东道。

楼头醉叶招,俊语各惊坐。

有枫生堂上,粲若始然火。

何待赤城霞,衰颜起枯槁。

九日游某氏园遂集醉叶楼作 李蔬畦

朝从童丱躤林阿,暮醉霜红锦绣窠。

为口持螯无菊可,有肠消酒奈诗何。

已判失路登临废,且共为欢语笑多。

一事今年堪记取,重阳白发映青蛾。



李拔可的五古颇似宛陵,然平淡无回味。李释戡生平七律最多,中间两联往往有俊句,通篇则未必佳。钱锺书用杜少陵的“诗是吾家事”揄扬二兄弟,得体是很得体的,是否确当,就见仁见智了。值得留意的,倒是后面两句。盛赞二李,多少有“面谀”之嫌,“病树及王彦行亦一时之选”却可能真心话。陈病树的名字,在《槐聚诗存》里出现过两回,这里不准备多谈,而王彦行先生知者尚少,理当多讲两句。

王彦行,号澹庼,2002年其后人整理的《澹庼诗录》出版。《己丑重九诗录》的第一首即是王彦行的诗,该诗亦见《澹庼诗录》,惟有数字改易,现据《己丑重九诗录》重录如下:

己丑重九耕云招集醉叶楼主客凡九人 赋纪

向来悴节属吾徒,

狎主诗盟兴不孤(近岁重九墨巢辄觞客赋诗,余与赵亭咸预酬唱)。

一呷可容奇把盏(蔬畦近句“年来一醉成奇事”),

七言莫遣恼催租(伯鹰同集)。

比量醉叶殊膏馥(景梅女史为欧湘馆高足,写枫独绝,遂以名),

取次寒花补画图(今秋无菊;稚柳、耕云并工画)。

准拟明年重作健,

霜风迅为扫菰芦(翊云新自京师南归)。



王彦行先生诗功甚深,得力宋人尤多,《澹庼诗录》里有一首《太闲谓予论诗主后山简斋不尽然也》,虽谓“不尽然”,但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看出王彦行先生的诗是受了陈后山、陈简斋的影响的。钱锺书自己的诗也是走宋人一路,他欣赏王彦行先生的作品,也就不足怪了。惟此重九诗,客座酬答,未臻上乘,较之《澹庼诗录》中牢愁深挚之作,殊觉逊色。

王锴先生,为王则潞先生哲嗣,称王彦行先生为伯父,因王则潞、王彦行两位曾结拜兄弟。这两封钱锺书信札影印件是他多年前从糜耕云处取得的。糜耕云以信中谈及王彦行先生,故交王锴先生存念。据王锴先生讲,糜耕云与李释戡过从甚密,李释戡身后所遗名流书札皆存糜耕云处,钱锺书的这两封信就在其中。

信的末尾,并不是在开江淹、潘岳两位古人的玩笑,这里的“江郎”“潘郎”其实指的是江庸与潘伯鹰。宋杨亿《傀儡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所谓“两郎太郎当”,指江潘互谑,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潘鬓”则是一个“今典”,李释戡此前有句云“顾眉轻扫长如黛,潘鬓犹玄老却诗”,“顾眉”指顾景梅,“潘鬓”则指潘伯鹰,江庸在重九和诗中遂有“最羡潘郎鬓未霜”之句。潘伯鹰答诗云:“一事输公惭绿鬓,却无闲眼伺妆台。”江庸接着连续写了几首诗,至云“近市岂无山,不如妆阁好。皓腕偶轻舒,黛眉何待扫”;又云“得醉红裙诗便好,不妨白发镜添多”,语涉轻薄,难怪钱锺书要讽为“太郎当”了。江翊云、潘伯鹰在近人中颇以诗名,然不乏游戏笔墨,钱锺书的批评还是公允的。



1956年,李释戡将自己历年所为诗交陈声聪、王彦行删定,后油印成《苏堂诗拾》。1957年,李释戡再成一集,曰《苏堂诗续》。《诗续》有陈声聪序,已收入陈著《兼于阁杂著》,序称:“蔬畦翁既选定其集,越一年又得诗若干首,谋续付写印。”钱锺书与李释戡的第二通书札就与这《诗续》有关。



蔬翁吟几:

两月前,冒郎转致《苏堂诗续》,适遭大故,未及遄复为罪。稍间,曾属冒郎代谢,并道倾倒之忱。忆有云“老树著花,秋山点翠,未足喻其苍坚芳润”。又微恨陈君序中谓《观剧绝句》略似昔贤论诗论画之体,似不知金桧门诗集后附《观剧三十绝句》,尔后附庸蔚为大国者。顷得贻先先生书,乃晓冒郎初未奉告,亦见渠侬深于世故,不肯杀风景也。有迻译拙著之日本学人,遗书询散原翁生卒年月,自惭寡陋,乞邻而与,重劳长者,悚惶之至。后承龙忍寒丈相示,已复之矣。大集中有《酬梦苕》一绝,当是吾家萼孙。比睹所笺韩诗,精详致密,可谓毫发无遗憾者。并承采及旧作,尤惭。使晤,烦代致候。晚九年前重温《昌黎集》,稍有论列。今读此笺,怵我先者,十得其九,尚余二三,则拟得间寄出版社转与之,供裁择也。专肃,即颂冬安!

晚钱锺书再拜 十九日





“适遭大故”指钱子泉先生1957年11月30日在武昌病逝,依此推算,此信当写于1958年2月19日。

“微恨陈君序中谓《观剧绝句》略似昔贤论诗论画之体,似不知金桧门诗集后附《观剧三十绝句》,尔后附庸蔚为大国者”是认为陈声聪序言里的说法不贴切。按,陈序略云:“翁羸病简澹,惟眷恋乐府不衰。近顷南北诸剧繁兴,有佳制必扶杖往观,归则纪以绝句。此卷风月酬唱以外,咏剧为多。……翁沉酣鞠部数十年,金台话旧,樊易山邱,襟上酒痕,宛然犹在。然翁审音评技,确论真知,不独存艺林本事,亦足以津逮曲海,有异乎徒矜铅粉,妃青俪白为工也。其诗体略似昔贤论诗、论书、论金石诸作,而瑰谲温黁,弦越唱叹,风人之旨,又不仅学人之诗也。故翁之论剧,自成一格。殆曾子固所谓‘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者矣。”在钱锺书看来,陈声聪没读过清人金德瑛《桧门诗存》里的《观剧绝句》,也不知道这些绝句后被刻入《双梅影闇丛书》,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诸家皆有唱和,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然而,陈声聪真的不晓得金桧门其人吗?恐怕未必。陈声聪的《兼于阁诗话》将李释戡的《梨园谈往》绝句三十首尽数录入,最后评价道:“厉樊榭之清音,樊桧门之本事,风流雅致,亦擅一时。”“樊桧门”当为手民误植,应作“金桧门”。也即是说,至少在写《兼于阁诗话》的时候,陈声聪是熟悉金桧门《观剧绝句》的。实际上,1956年的《苏堂诗拾》有一篇黄裳先生的文言跋,当中就讲过:“以诗评剧,曾一见之清乾隆时金桧门。”《苏堂诗拾》既经陈声聪参与删定,又由他撰序,他断无读不到黄裳跋文之理。这就意味着,即便陈声聪之前不晓得金桧门其人,1956年《苏堂诗拾》印成后,他也该知道了。《苏堂诗续》的刊印既在《苏堂诗拾》之后,再次写序的陈声聪会对金桧门的《观剧绝句》懵然无知吗?因此,我觉得钱锺书此番“微恨”是“恨”错了地方的。

我以前曾提出:“钱锺书先生于书札往来中摇笔即来写下的那些赞语,恐怕算不上正经的批评,也禁不起严格的推敲。”(见《“公真顽皮”——钱锺书近人诗评二则》,刊《万象》2005年4月号,已收入本书)他对李释戡诗集的品评“老树著花,秋山点翠,未足喻其苍坚芳润”恐怕也要作如是观。古诗文的评点一向纠缠于似是而非的片言只语,本来就难得贴切,钱锺书的这一句殊觉空泛,不必当真。

“冒郎”谓冒效鲁,其时,似尚未因言贾祸,获谴徙皖。钱锺书、冒效鲁之间谑而虐的例子,刘永翔先生的《钱通》一文中记述了不少。“渠侬深于世故,不肯杀风景”之类的话,或许算是一种微讽罢。“贻先先生”指陈苍虬的弟弟陈诒先,“贻”与“诒”通。《己丑重九诗录》中有陈病树的《己丑九日与贻先询先同拜苍虬葬所枨触前游怆然赋此似墨巢蔬畦》诗。诒先、询先都是陈仁先的弟弟。陈曾则《苍虬阁诗续集序》云:“自兄之来,日有佳客……病树则几无日不至,诙谐谈笑。诒、询公毕必来夜话。”讲的刚好是陈病树、陈诒先、陈询先这三个人。从钱锺书信里的话来看,他与陈诒先是有书札往还的。

钱锺书在《〈围城〉日译本序》中说:“大约在1956年冬天,荒井健先生首次和我通信,我模糊记得信上谈到清末民初的一两位诗人。他在以后的信里,讲起读过《围城》,愿意译成日语。”眼下这封信里提及的“迻译拙著之日本学人”,无疑就是荒井健了。现在,我们也知道了,那“清末民初的一两位诗人”里是有陈散原的。

龙忍寒,即龙榆生,上世纪50年代,他与钱锺书信札往来甚夥,这方面的情形可以参考张晖先生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书。顺便说一句,年谱采择极广,不过《己丑重九诗录》所收龙榆生诗词各一,年谱失载。

至于钱仲联与钱锺书之间的恩怨嫌隙,范旭仑先生已在《容安馆品藻录·钱仲联》(刊《万象》2004年6月号)长文中论之甚详。1957年11月,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出版,看来钱锺书很快就读到了,在《容安馆札记》里写下的几乎都是贬词,而在与李释戡书中却颇赞了两句,说是“精详致密,可谓毫发无遗憾者”。可既然“毫发无遗憾”,为什么又“十得其九,尚余二三”呢?岂非自相矛盾?读钱锺书的书札,可悟语言之艺术,此等处尤不可放过。观辞气,钱锺书似乎是要将增补的意见写下来,交给古典文学出版社,请他们转给钱仲联“供裁择”。可是,为何他后来改了主意,写了一篇皮里阳秋、语多讥刺的书评交由《文学研究》杂志于1958年6月刊出,就不得而知了。假若李释戡真将话儿传到了,那么得到赞扬、满心欢喜的钱仲联,读了《文学研究》上的书评,恐怕更要老羞成怒了。钱锺书说自己“九年前重温《昌黎集》,稍有论列”,当指已写进《谈艺录》的那些见解,钱仲联起初也在《集释》里采辑了三处,后来该书再版,据范旭仑先生说,“钱仲联不犹豫、不客气地把原引的《谈艺录》删个干净”。这种反应,虽有些幼稚,但也不难理解。我觉得不可解的,倒是钱锺书曲折地向钱仲联示好,请人代致问候,先奉蜜糖,后施大棒。一番周折,又何苦来哉?

《龙榆生先生年谱》1961年编年词中有这样一阕——《减字木兰花·辛丑中秋后一日过建国西路视李太疏(宣倜)叩其门则已易主太疏下世且三月矣为泫然者久之》。看来李释戡是在1961年夏季去世的,晚境似颇凄凉。

王锴先生年轻时曾亲炙李释戡、龙榆生、冒效鲁、钱锺书诸先生,因此他对这两封信的内容尤感兴趣,他嘱我对有关背景稍加申说,让更多的人了解钱锺书与海上老辈的交谊情形。尽管我对钱李之间的交情到底有多深还拿不太准,但我有一个朦胧的感觉,那就是,钱锺书是很留恋上海这个“诗窖子”的,尽管契合的程度不尽相同,但他真正愿与之交游的仍是这批旧式文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钱锺书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旧式文人”。回过头来看“诗是吾家事”这五个字,我们或许可以说,诗不仅仅是李家的事,也是钱家、冒家、龙家、陈家、王家的事,是他们这整整一批人的事。



(原刊于《万象》2005年12月号)





钱锺书冒孝鲁交谊探隐


钱锺书与冒孝鲁两位先生,自1938年红海归舟中相识,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将近四十年的光阴里诗章往来,唱和不断,时人有“二妙”之目。这段文字交谊,素来为传记作者、冒氏家人所艳称,熟悉钱锺书先生的读者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然而,他们之间的情义,实际上远非人们一厢情愿所想像的那般单纯,有一场波澜曾在上世纪40年代暗暗涌动过。

一

翻开《槐聚诗存》,不难发现,整个40年代,也就是钱锺书索居沪上的十年时间里,钱先生在诗题里提到冒孝鲁先生的只有三首,而1938年一年就有四首之多。这三首分别是1942年的《大伏过拔可丈忆三年前与叔子谒丈丈诗中竹影蝉声之句感成呈丈》和《答叔子》,以及1948年的《叔子索书扇即赠》。假如冒孝鲁《叔子诗稿》上的作者简介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冒先生“四十年代,任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上海商专俄文教授”,我们不免要猜疑,同在上海这么久,这两位诗人的唱酬怎会这般稀少呢?实际上,《叔子诗稿》所收40年代诗,尚有七首与钱锺书直接相关。此多彼少,究竟是钱先生去取甚严,还是别有隐曲,这要从冒孝鲁先生的战时际遇讲起。

1942年夏天,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冒孝鲁先生离开上海,来到了当时汪伪政府的所在地南京。本来,冒孝鲁一直在沪上服侍父亲冒鹤亭,夏承焘先生《天风阁学词日记》1942年1月25日云:“过冒疚翁小坐……晤孝鲁小谈。”2月4日云:“早冒孝鲁送其尊人题董玄宰手卷来,谓他日或侍父再来,谈汪梅村及太平洋战局。”可见当时冒孝鲁与父亲同住。

据《冒鹤亭先生年谱》,1942年“七月,先生赴南京住长子景玮家,‘八年不见锺山色矣’”。同年八月“月末,长子景玮陪送先生归沪”。冒鹤亭突然造访伪首都南京,这在当时那些大节未亏的文人眼中究竟是何姿态,我们不妨再次参考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1942年9月12日条云:“得天五函,附来严古津书,谓□□翁一度游白下,名山翁有‘猿鹤于今半下山’之句。”(原文此处为“□”,下同)10月8日条云:“得吴眉孙九月廿三日上海长函,有长夜漫漫之惧。□翁赴宁,铩羽而返,颇为当地小报所讥。”虽然日记中已将名字隐去,但那“鹤亭”与“疚”字当是呼之欲出的罢。钱名山那句“猿鹤于今半下山”,尤其值得玩味。

《年谱》的记录中,只有冒鹤亭赋诗《扫叶楼茗集赋呈同座诸公》,拜访龙榆生,以及参观陈群的泽存书库的几件事,他在南京还见过什么别的人吗?

南京沦陷时期有一种文人刊物叫《中国诗刊》,《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是这样描述它的:“《中国诗刊》月刊……社长为汪伪行政院简任秘书陈寥士,为旧体诗词专刊,主要作者大多是日伪政治文化要员及一些汉奸文人,有日军首领重光葵,汪伪当局要人汪精卫、褚民谊、江亢虎……以及膺服于日伪政权的文人……此刊与北京的《雅言》诗刊,都是沦陷区典型的复古主义诗刊,如果说《雅言》主要体现了日寇所提倡的东方本位主义文化和中国文学上的复古主义的合流,那么《中国诗刊》则更清楚地体现了汉奸与汉奸文人在卖国媚寇上的厚颜无耻。”上面的这些评判未必餍惬人心,我们只要大体知道它的风格与路向也就足够了。就在1942年10月1日出版的《中国诗刊》创刊号上,有署名疚斋的《寥士再叠知字韵见赠奉和一首》、《过桥西草堂赠释堪同年》二诗,释堪是指李宣倜,当时也在伪政府任职。冒鹤老在前一首诗中说:“旧游无觅剩新知。扫叶楼高接胜棋。”看来他对这些“新知”还颇感到兴味。同年11月5日《中国诗刊》第二期,陈寥士有《冒疚斋丈来京同人集清凉山扫叶楼次其宴双照楼韵》、《送疚斋丈返沪》诗二首,其中“次其宴双照楼韵”数字不宜放过,原来冒鹤亭在南京不但与诗人交游,还曾与汪精卫饮宴。不知为何《年谱》未记此事。

冒孝鲁先生一直在父亲左右周旋,鹤老来南京,他当然也得跟来。据《龙榆生先生年谱》,1942年7月的《同声月刊》“刊有《桥西唱和诗》十二首。系先生与冒鹤亭、冒孝鲁、李佩秋、陈寥士、陈世镕等集于李宣倜桥西草堂时之唱和诗。”此外,10月18日的重阳桥西诗会,赋诗的人当中也有冒孝鲁。

《叔子诗稿》中对1942年南京之行并未隐讳,系年诗第一首就是《重来白下作》,与陈寥士、陈柱尊、龙榆生、钱仲联、何之硕等人的往来也都明白地写下了。可是,《叔子诗稿》毕竟是《叔子自选诗》(扉页上冒先生的夫人题字如此),为作者生前手定,那么收哪些诗不收哪些诗,就是诗人的自由了。《中国诗刊》第二期有冒孝鲁诗:“劫后江南涕未收。登临强自说销忧。台城从昔饶秋气。莫放西风入此楼。”这是“欢迎安冈正笃先生北极阁汪邸联吟雅集”中的一首,诗刊还登载了重光葵,梁鸿志、江亢虎、李宣倜、缪斌等十数人联吟的诗作,这首诗便没有收入《叔子诗稿》,虽则诗人的语气是极沉重的。

既然经过“手定”,“改”就与“删”一样无法避免。今本《叔子诗稿》中有《九日扫叶楼分韵得林字》一首,诗云:“臂上萸囊避祟侵。眼中城郭费登临。八方也合休兵革。猛士诗人共入林。”而《中国诗刊》第二期原来的总题可是《壬午九日邀诸同文集清凉山扫叶楼登高以双照楼主人癸酉九日扫叶楼诗分韵》,“双照楼主人”云云不合时宜,于是被删去了。

八月末,冒鹤老返回上海,冒孝鲁却留下了。他留在南京仅是为诗友唱和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中国诗刊》第二期有陈寥士《赠孝鲁》一首,诗云:“早岁齐声说冒龙(君与龙榆生齐名)。岂徒倾倒展堂翁。冥心涕笑才难尽。唾手功名遇未穷。欲慰榛芜生感激。翻因澹宕出沉雄。山围潮打千秋事。执手长歌气似虹。”展堂翁指胡汉民,上世纪70年代冒孝鲁在《槐聚书来速北行报以绝句五首》的诗注中还讲过“余三六年曾偕内子往罗痕湖探胡展堂翁,默存尝戏谓我为‘湿活居士’”云云。这里值得留意的倒是那“唾手功名”四个字。

今《叔子诗稿》1942年录有《客舍坐雨偶成》一首,诗云:“高楼风雨撩诗思,默对锺山眼更青。檐角时时占鹊喜,枕边忽忽堕鸥汀。人穷可奈须三釜,世乱何由守一经。太息此身缘懒废,不堪随俗作长亭。”1942年12月10日《中国诗刊》第三期亦载此诗,题目作《客舍坐雨偶书》,字句经改易处甚多,最明显也最重要的是,原来最后两句作:“稍喜官闲容我懒。却思无偶倒吾瓶。”今本整句改过,连韵都另换了,那个“官”字也就消失无踪了。《叔子诗稿》中同年尚有《林霜杰挽诗》一首,颈联为:“天才喻明月,公事了痴儿。”可是,《中国诗刊》第三期上所载此诗,颈联却是“天才喻明月,官事了痴儿。”看来,冒孝鲁先生对这个“官”字是再敏感不过了。检《民国职官年表》,冒景璠(孝鲁先生原名)曾任伪江苏省第九区、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另外1943、1944、1945连续三年的汪伪行政院参事名单里都有冒景璠的名字。

二

了解了冒孝鲁先生1942年这段变故,再回过头来读钱锺书先生《答叔子》那几首诗,才会体味到真正的意蕴。《答叔子》云:“龙性官中想未驯,书生端合耐家贫。敛非澜倒回狂手,立作波摇待定身。九牧声名还自累,群居语笑向谁真。白头青鬓交私在,宛转通词意不伸。”钱先生一上来就点到“官”字,表明自己是耐贫书生。“立作波摇待定身”一句值得留意,因为1948年钱先生《叔子索书扇即赠》诗又再次讲“待定微波姑伫立,伤歧前路小迟回”,用的皆是陈与义的典。简斋《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绿阴生昼静赋诗得静字》有句云:“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这固然是钱锺书先生自明心迹的话,但也不无劝谕之意,冒孝鲁1940年《书叶葱奇兵喻后》诗中也有过“为君诵简斋,波摇姑小立”的句子,奈何他已经改变了想法,要钱锺书先生再三提醒他了。今《叔子诗稿》于1942年编年之末系有《次答默存见寄》一首,显然就是回应《答叔子》一诗的,用韵基本相同,诗云:“白鸥浩荡孰能驯?漫说粗官可救贫。且得长歌聊遣日,但明吾意岂无人?死生师友言宁负,肮脏情怀汝最真。老柳白门渐衰飒,相思林际梦春申。”两诗题目都用“答”字,那么到底是谁答谁的呢?我猜应该是钱先生首倡,而冒孝鲁先生次韵。那么《槐聚诗存》中为何偏要题为《答叔子》呢?我想此处或有微言大义存焉。至于颔联用韵不同,可能是两人中的某一位对原诗做过改动,具体是谁,现在已难以断定了。

钱锺书《大伏过拔可丈忆三年前与叔子谒丈丈诗中竹影蝉声之句感成呈丈》一首,也有深意。诗云:“独来瞻对若为情,碎影疏声世已更。抢地竹怜生节直,过枝蝉警举家清。如翁足吐诗人气,剩我应专热客名。不假汗淋嘲学士,北窗凉共有谁争。”此时冒孝鲁已去南京,两个常在李拔可身边剧谈的年青诗人如今只剩下一个,所以才有“独来瞻对”一说。

依《叔子诗稿》的编年,1942年冒孝鲁在南京,1943年无诗,1944年则标“泰州”,1945年又无诗,1946年则标“西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只1942年这一年是在南京度过的,后乃他去。事实上如何?据《龙榆生先生年谱》,1944年6月4日,“先生与李宣倜、李佩秋、陈世镕、钱仲联、冒孝鲁、陈道量、汤静忱等于玄武湖迎紫堂宴请简斋”。如此说来,至少1944年冒孝鲁还在南京,毕竟他在当着所谓“行政院参事”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钱锺书先生自一首《答叔子》后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再跟冒孝鲁有过唱酬了。

1947年,钱锺书为冒孝鲁的《邛都集》写题识,文章不过短短百余字,我们且细玩钱先生的语气:“……与君文字定交,忽焉十载,乱离复合,各感余生。自有麒麟之阁,赏诗不羡功名。(司空表圣有《杏花诗》。)相遗鲂鲤之书,远害要慎出入。君将南行,记此为别,聊当车赠。”什么叫“赏诗不羡功名”?什么叫“远害要慎出入”?平常为别人题赠,当然要拣好听的客套话讲,而此时的钱先生却词严义正,相当峻刻,谁接到这样一份题识怕都会感到难堪罢。

钱锺书先生晚年在给龙榆生先生的门人富寿荪的信中,谈到当年写给龙榆生的诗,曾说:“语带讽谏,足窥当时世事人事,亦见‘文章有神交有道’耳。”在“交有道”三字下还特意加上了着重号。我现在重提这段往事,并非要发人私隐,只是感到钱冒二人的交谊波澜亦“足窥当时世事人事”。如昧于此事,我们不但不能很好地理解钱锺书先生,而且也不能真正地了解冒孝鲁先生。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愿为读者三复斯语。



(原刊于《万象》2003年5月号)





钱锺书的第八度空间


十几年前,黄国彬先生写过一篇谈钱锺书的文章,题目叫《在七度空间逍遥》,写得颇有意思。钱锺书的西学素养,一般人评论不来,黄先生本钱足,讲得逸兴湍飞,只不过文中多是他个人的炫技,谈到正题反而有些避实就虚了。值得赞赏的倒是他这个“七度空间”的提法。所谓“七度空间”就是指钱锺书在著作中使用过的中文、英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这七门语言。杨绛先生最近在访谈中提到,钱锺书于母语之外,“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杨先生学的,为时最晚。很自然地,我们会想,除了上述七门语言,钱先生还懂不懂点别的语言呢?也即是说,有没有个“第八度空间”供钱锺书逍遥呢?《容安馆札记》的影印出版证实了这第八度空间——希腊文——的存在。

《谈艺录》《管锥编》中引用古希腊经典,所据的皆是英法文译本,也许是由于拉丁字母便于印刷的缘故。在《容安馆札记》里,希腊文多次出现,已足以证明钱锺书于此语言具一定之修养。

兹先举第八十一则开首一段为例:



Aulus Gellius, Noctes Attica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E. T. by John C. Rolfe 即《日知录》《蛾术编》之体。序中所举诸书(P.ⅹⅹⅷ)皆吾国札记劄记之类。Ⅰ,ⅴ记Hortensius Quintus斥伧夫庸俗不通文、不饮酒、不好色(άμονσος, άυαφρόδιτος, άπροσδιόυνσος)(Vol.Ⅰ,P.28)Rolfe注引“Wer nicht liebt Wein, Weib und [Ge]sang, /Der bleibt ein Narr Sein Lebenlang.”按《升庵词品》卷三载朱良矩云:“以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为三才。”舒白香《古南馀话》卷四复申其说。窃谓人事中之风月、花柳与文章,合而亦为三才。所谓“情之所锺,正在我辈”;“佳人才子信有之”;非“色胆”“天来大”,不能“文学海样深”(实甫《西厢》第三本第三折)……



文士盖利乌斯的《阿提卡之夜》是拉丁文经典,钱锺书此处所说乃第一卷第五则中的内容。雄辩家霍登修斯有名当世,口才堪与西塞罗竞爽,可惜风头渐被后者所掩。其人跅弛不羁,常出没于剧场,时人以戏子目之。一日,“伧夫”托夸特斯(Torquatus)上前搭话,用遐迩闻名的戏子狄奥尼西亚(Dionysia)的名字来称呼霍登修斯,实际上有轻侮之意。不料霍登修斯却曼声说:“我宁作狄奥尼西亚,也不愿像你托夸特斯一样——不通文、不好色、不饮酒。”这里的“不通文、不好色、不饮酒”,拉丁原文作“amousos, anaphroditos, aprosdionysos”,假如硬译,意思就是“粗鄙不文,不与爱神阿芙罗狄德亲近,亦不与酒神狄奥尼索斯亲近”。钱先生所录希腊文想是英译者Rolfe根据拉丁文对音转写的,显然钱锺书的意译与原文之间有一定距离,所以他才会想到保留希腊文以为对照。至于为何将“不饮酒”与“不好色”位置互换,则不敢妄断。

Rolfe注释里引的那段德文是流传甚广的话,为马丁·路德所说,意谓:“醇酒、妇人、歌诗,不能赏此三者,纵长生亦是枉活。”与霍登修斯所云同为隽语,可入西洋《世说》。我们知道,钱先生在著作中驱使外文,必语妙者方附注原文,若只是寻常意见、枯燥讨论,他往往指明页码了事,像上面这个例子,他读拉丁文的书,却摘了希腊文、德文的句子,从这里不难看出钱锺书对精美语言的迷恋了。

《容安馆札记》第八十八则,前面抄录古希腊诗人阿尔克曼(Alcman)的写景名诗《夜》的英译文,然后加按语:



……按G. S. Ferrell,Greek Lyric Poetry,P.126推此首为希腊写景诗中绝无仅有之作。George Soutar,Nature in Greek Poetry,P.215谓Apollonius Rhoduis,Argonautica,Ⅳ.744;Aeneid,Ⅳ.522;Metamorphoses,Ⅶ.184;Statius,Silvae,Ⅴ.4;Dante,Inferno,Ⅱ.1;Orlando Furioso,Ⅷ.79;Gerusalemme liberata,Ⅱ,96;Goethe,“U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皆为祖构。又按……Mackail,Select Greek Epigrams,P. 300希腊诗中,首道天然景物悦性怡情者为Metodorus答Posidippus诗,“έυ δάγροίςφύσιοςχαρις”与“Beauty of Nature”词意均合。……



这里讲到的三本书分别为《希腊抒情诗论》、《希腊诗歌中的自然》和约翰·威廉·马凯尔编纂的名著《希腊警句选》(全名是Select Epigrams from the Greek Anthology)。所谓“祖构”的作品包括:罗德岛的阿波罗《阿尔戈航海记》、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奥维德《变形记》、斯塔蒂乌斯《急就章》、但丁《神曲》、阿里奥斯托《疯狂的奥兰多》、塔索《解放的耶路撒冷》、歌德名诗《峰颠群动息》。

麦脱多儒斯(Metodorus)是4世纪时的希腊学者,他那句话是说“在有着自然之美的乡野”。钱锺书于学问之事多能追本溯源,他对古希腊的关注亦属情理中事。而留意相异文化的共性,则是他的一贯之道。在所谓“自然之美”这一细部上,钱锺书的治学特点都有所体现。

仅仅参照洛布丛书的希英对照本,抄几个用希腊字母写成的怪字点缀在札记中,使俗众惊其浩博,我想这不是钱先生的作风。实际上,他的札记也并未准备示人,刊行的著作里也没有流露出任何一点希腊文的修养,可以说,他这是暗中学艺,偷炼功夫。那么,钱锺书的希腊文功夫到底有多深呢?

《容安馆札记》第三十一则,讲R. A. Vaughan的《与神秘主义者共处的时日》(Hours with the Mystics),当中述及神秘主义等一系列词的语源问题,云:



BK.Ⅰ,ch. 3(Vol.Ⅰ,P.17)据Suidos谓语根出于希腊文μυ,意为close,秘不语人,通于英文mum,可谓妙手偶得。Betty Heimann, India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P. 95谓μυηω字出医家言,意为unite,如疮收则肌肉合接,故不特谓键口闭眼,且谓“combine things which had been seperated, so as to restore the primal unity”。其说尤合The United Life之旨。



按,现代希腊语中,“神秘的”一词仍写作μυστηριωδης,与英文mysterious发音非常接近。但英文口语mum(保持沉默)一词,与μυ(读如[mi:])发音相差较大,似不可相通。μυηω有秘传之义,古希腊文《圣经》里即有其例,钱锺书引哲学学者之说,以证神秘主义者集体生活的合理性。这节文字说明,钱先生可以凭借他人的研究,在希腊文语源学的层面上对问题加以综合和辨析。

以上所举各例,皆不免有所依傍,我们不知道钱锺书是否具备独立阅读古希腊文原典的能力——当然,这对于欧美的不以古典学为专业的学者来说,也是个太高的要求。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容安馆札记》第五百八十则当中的一小段来觇视一下他运用古希腊文的方式。此则系阅读宋人彭龟年《止堂集》所作笔记:



……《读书吟示铉》:“吾闻读书人,惜气胜惜金。累累如贯珠,其声和且平。忽然低复昂,似绝反又狂。有时静以默,想见紬绎深。心潜与理会,不觉咏叹淫。昨夕汝读书,厉响惊四邻。方其气盛时,声能乱狂霖。倏忽气已竭,口亦遂绝吟。”按,卢仝《寄男抱孙》诗亦云:“寻义低作声,便可养年寿。莫学村学生,粗气强叫吼。”然此皆声气边事,尚去古希腊Dionysius Thrax所谓άυαγιγυώδκειυ κατάπροσωδιαυ一间……



色雷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Thrax)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学者,传世的《希腊文法》一书影响深远。钱锺书引的这句古希腊文,意思是“依韵律读之”,他认为中国诗人描述的那些顿挫抑扬的读法尚不如古希腊的韵律学来得科学。我迄未找到该句的出处,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很少为人提及的。钱锺书谈艺,于兴会之时,忽然想起某一偏僻的古希腊文说法,这多少能证明他对此种语言的了解不会是泛泛的罢。

自然,比起另外七种语言,钱锺书的希腊文怕是要逊色不少,如果说他在那七度空间可以逍遥飘举,那么他在这第八度空间也许就只能坐卧行走了。不过说起来,我佩服钱先生的地方还不在于他懂多少多少种外语,而是在于他在明白自己某方面所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藏拙”,而且一藏就是一生。



(原刊于《万象》2004年2月号)





《容安馆札记》中的性话题


一

遗物或遗稿常常出卖它们的主人。素有清誉的高官亡故,在他宅第底下掘出黄金;公认为皎若冰雪的女作家死后,留下的日记句句刻毒阴损,这就不免使生者吃惊,也平空给死者的形象增添了一个维度。不过,在钱锺书先生这里,却不存在这个问题。《钱锺书手稿集》的前三卷,即《容安馆札记》的影印出版,没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钱锺书,倒像拿一张保存得更好的底片取代了原有的多少受了点磨损的底片,让本来模糊的变清楚了,让本来僵直的变活动了。

《容安馆札记》共八百余则,与性有关的便有几十则之多,虽然凡所议论未越学术阃域,但话题之广泛、用语之直露,恐怕那些对钱先生知之不深的读者见了要骇怪不已了。其实,对钱锺书先生来说,这不过是“吾道一以贯之”。《围城》里拿性开玩笑的例子还少吗?吴组缃先生不是回忆说,钱锺书给他开英文禁书的单子随手就写出四十多本?夏志清先生不也作证,钱锺书读了马列书自诩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古罗马戏剧里的那句“人类的一切于我皆不陌生”(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活脱脱是钱锺书先生的语气;也确实如此:在钱先生眼中,恐怕人世间的事没什么是他不知道的,也没什么是他谈论不了的。

二

《容安馆札记》涉及的性话题,在钱锺书的著作中是空前的。假如说提及女乳、性器是题中当有之义,那么将强暴、男风、两女相悦甚至“后庭花”也纳入到讨论范围之内,就可见钱先生的胆量与器量了——当然,器量终是决定因素,有了器量,许多旁人斗胆提气方做得了的事,他自然而然就做了,何须劳动胆子。只是,手稿的整理者就未必有相同的胆量与器量了。影印本里头删略涂抹处颇多,而这些地方大半与性相关,比如第1240页被墨笔涂去的一段,尚可依稀辨认出所写内容为“《笑林广记》卷四:一矮子新婚,上床连亲百余嘴。妇问其故,答曰:‘我下去了,还有半日不得上来哩。’”云云。也许,是钱先生本人觉得这笑话讲得格调不高,因而删却了,可是翻开《容安馆札记》正文的第二、三页,就会看到整个第三则变成一片空白,只留下末尾的一小段外文增补。不知是否整理者百密一疏,这节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的诗句(e l'occhio picciolino e quella fessa | che tieni ov'han la bocca le persone)讲的可是女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整理者不谙意大利语,误以为该段是对讲中国旧诗的第四则的增补,它才得以侥幸留存。钱锺书先生在札记中谈性常用英语,行文方便固是一方面,免得像中文那么触目怕也在考虑之中罢。

到底他是怎么谈的,总要举个例子来说明才好,下面就将《容安馆札记》第五百八则录出,俾读者参照。



Discussing erotic symbolism, Havelock Ellis quotes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Huysmans's Là-bas:“When our human imagination seeks to animate artificial things, it is compelled to reproduce the movements of animals in the act of propagantion. Look at machines at the play of pistons in cyclinder. They are Romeos of steel in Juliets of cast-iron.”(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Ⅴ P. 4) Mallarmé writes in his Divagations, P. 49:“L'outil double. Cette pelle et cette bioche, sexuals——dont le métal féconde les terrains”——which recalls Shakespeare's Sonnetsⅲ:“For where is she so fair whose un'eared womb/ Disdains the tlilage of thy husbandry?”& Measure for Measure, I, iv, 44: “…As blossoming time/that from the seedness the bare fallow beings/ To teeming foison, even so her plenteous womb/ Expresseth his full tilth and husbandry.”(Cf. E.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ed. 1918, P. 153 quoting PericlesⅣ, vi : “She shall be ploughed.”etc.)Both ideas are commonplaces in the Italian language: Italians speak of a mortice, a keyhole, etc. as la femina and of a tenon, a bolt, etc. as il maschio; And they have the beautiful expression “ La terra è in amore” meaning land ready for cultivation. In English, on the other hand, “ Key” & “ keyhole”become euphemisms respectively for male and female organs. Cf. Byron to A. Scott: “When a man has been for sometime in the habit of keying a female...” (Leslie A. Marchand, Byron,Ⅱ, P. 799)In this respect, Chinese is nearer to Italian:《周礼》:“司门掌管键”,郑司农注:“管谓钥也,键谓牡”;《月令》:“修键闭,慎管钥”,注:“键牡闭牝也”,孔疏:“凡锁器,入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玄牝’:牝只是木孔承笋能受底物事,如今门闩谓之牡,镮则谓牝,锁管便是牝,锁须谓之牡”;《子不语》:“控鹤监秘记”:“上官昭容曰:‘男女交接,如匙之配锁。’”For “ploughing” and “tilling” in Chinese poetry, see Supra 第十六则。The French word “limer” for “accomplir le mouvement masculin de va-et-vient dans le coït” and the italian word “sega” for “masturbazione” are two other examples of vivid sexual metaphor suggested by tools. Incidentally, Mirabeau was fond of the expression “limer”; e. g. “ils mordent les femmes qu'ils liment avec une préciense continuite”, “elle me paie, je la lime”(L'Oeuvre du Comte Mirabeau, “Les Maîtres de l'Amour”, PP. 127, 216)In Latin:“limere caput cum aliquo” means to kiss, see intra 第六百八十三则。English slang:“Dripping for it”,“floaming at the mouth” is equivalent to “mouiller” in French slang and “essere(mettere) in succhio” in Italian standard speech. cf. “fiddling” (J. Reeves, The Everlasting Circle, P. 20).



原文系用英语写就,引文则包括英、法、意、中以及拉丁等语言,我不敢肯定是否所有读者都能顺利读懂,所以僭妄地将其迻译成中文。



蔼理斯论及性象征,尝引于斯曼《彼处》之说为喻:“吾人欲令器具活化,必思仿效禽兽交配之举。试观活塞抽拉之态,非罗密欧之铁杵捣于朱丽叶之钢砧而何耶?”(《性心理学研究》卷五页四)马拉美《散策集》页四九云:“性器锹与锄,借以酝其田。”此语与莎翁商籁第三暗合:“未见淑贞女,不欲人来耕。”又《一报还一报》一幕四场:“籽落花开时有定,男耕女受果无空。”(参观琼斯《精神分析文集》1918年版页一五三引《伯利克里》四幕六场语:“此女当犁之而后已。”云云)此二说非罕譬,意大利语中固习称之。意人以女阴谓榫眼、锁孔,以男根称榫舌、螺钉。且有妙语曰“大地春情动”,喻待耕之田也。英语则以“钥”“锁”为男女性器之讳饰。参拜伦《与司各特书》中所谓“男子染开女锁之习……”(马昌德《拜伦传》卷二页七九九)此处国人与意人为近:《周礼》:“司门掌管键”,郑司农注:“管谓钥也,键谓牡”;《月令》:“修键闭,慎管钥”,注:“键牡闭牝也”,孔疏:“凡锁器,入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玄牝’:牝只是木孔承笋能受底物事,如今门闩谓之牡,镮则谓牝,锁管便是牝,锁须谓之牡”;《子不语》:“控鹤监秘记”:“上官昭容曰:‘男女交接,如匙之配锁。’”中国诗托喻犁耕之例,参前第十六则。法语以“锉”喻性器往来之姿,意大利语以“锯”喻手淫,皆善藉器具设譬之例也。法国文士米拉博喜用“锉”字,如“渠侬御女,锉之无歇,造作不堪”;又如“彼女馈我,我锉彼女,你情我愿”(见《米拉博文集·情圣》页一二七、二一六),拉丁文“以头相磨锉”即吻之义,参后第六百八十三则。英伦俗称“湿一湿”“嘴上濡沫”,与法国俚语“湿”、意大利习称所谓“浸液”正相当也。另参《拉琴》(里弗斯编《循环罔替》页二)。



我特意仿效《管锥编》的风格来意译,实在是因为《容安馆札记》的文字与《管锥编》乃是一脉,只是后者运思更精,文笔也更发扬蹈厉罢了。钱锺书先生一生以在中西文化之间通骑驿为职志,《管锥编》中讲文化相异而思维同理同揆的地方多的是,上面所引札记也是如此。关于钱先生的博学,我们也不必在紫罗兰上洒香水了,可假若我作为普通读者也可以表达一点个人感受的话,那么我想说的倒是,这般大掉书袋像是搏兔而用了狮子的力气。“闭牝”自是本地风光,“开锁”带点异域情调,这里的相似相类是不言而喻的,但此种同理同揆、相似相类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展开的呢?是精深的还是粗浅的呢?我自惭才绌,回答不出,只是出于习惯,对村夫野老调笑打趣的话重视不起来而已。

三

一则恐说明不了问题,再录第六百七十二则中的一段。



王实甫《西厢记》“钮扣儿松,衣带儿解……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一节金圣叹逐句注之有所谓“初动之”“玩其忍之”“更复动之”“知其稍已安之”“遂大动之”。惑人批曰:“柳腰款摆才是动,露滴句太早了。才破瓜女,即说他摆腰,亦太过。”按惑人言是也。袁中郎《花阵绮言》卷二云:“生欲采而女求罢采,女欲休而生未肯休,芳心既动,花蕊未开。”古高阳西山樵子《闺艳秦声·交欢》云:“这椿事儿好难受;热燎火烧怪生疼……做了一遭不歇手(钱氏录文脱“手”字),就是喂不饱的馋狗……谁知不像那一遭,不觉伸手把他搂;口里说着影煞人,腰儿轻轻的扭一扭。”描写入微,胜于实甫,盖已为第二度矣。Bandello Novelle,Ⅱ. 21, Lucrezia自述遭强暴即云:“Era ben io ritrosa, era io ostinata contra l'adultero e disposta a non gli consentire, ma non potei già tanto attristarmi e tanto dai disonesti abbracciamenti rivocar l'animo, che il fragile e mobil senso alquanto non si dilettasse e i mal ubidienti(钱氏录文d后无i,据原著补) membri qualche poco di piacere non sentissero, ché io non sono di legno, né generata fui di pietre, ma sono donna di carne, come l'altre.”早已适人,丧其璧亦无云怪。情事则大似柳子厚《河间传》所谓“河间号且泣,婢夹持之……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沸然。意不能无动,力稍纵,主者幸一遂焉(《唐柳先生集外集》卷上;参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云:“怎当得陈氏乱颠乱(钱氏录文无此“乱”字)滚,两个人用力,只好捉得他身子住,那里有闲空凑得着道儿行淫?元来世间强奸之说,元是说不通的。”又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 of Sex, Ⅱ, PP.226-9)V. de Sola Pinto & A. E. Rodway, The Common Muse, P. 225“The Coy Shepherdess”即云:“Hotly he pursued the Game,/ Whilst his heart was on a flame…/Thus she strived all in vain/ Whilst she felt a pleasing pain…”则诚如惑人所谓太过者,远不如Herrick: “His Farewell to sack”: “The resisting, yet resigning bride” (Poetical Works, ed. L. C. Martin, P. 45)馀见第二百七十八则。Marino, Venere Pronuba一诗刻画破瓜情状,侔色揣称,洋洋至六百四十八行,最为淫艳。于未入彀前云:“Allora, allor la bella,/ a cui saran piaciute/ le delizie e gli scherzi,/ tutta al tuo arbitrio esposte,/ ti renderà cortese/ di letto per di letto,/ e, la bocca dischiusa/ commettendo a la tua,/ le con fiati iterati/ spirando avidamente/ aura libidinosa,/ de. l'anima bollente/ vorrà bear la brama./ Indi, più piana e molle,/... irritando ti al gioco/ con volontaù vezzi,/ ti porrà in qualche parte,/ tentando asceni amari,/ licenziose dita”(G. G. Ferrero, Marino e I Marinisti, P. 443)尤奇情妙想。既合欢只云:“L' un brama a non sapisce, / l' altr'arde e non invita”(P. 436)亦合事理。真此中斲轮手也。



这里外文只引了意大利语和英语,依前例,将班戴罗(Bandello)以及蔼理斯(Havelock Ellis)以下的两段分别意译出来。



……班戴罗《小说集》卷二第二十一回,女子卢莱齐娅自述遭强暴即云:“初不肯从,固拒之,彼亦不得遂。嬲之既久,情动焉,心欲拒而身已违。节操易弛,悦乐难敌。吾一若凡人,非木石之身,乃血肉之躯也。”早已适人,丧其璧亦无云怪。……又蔼理斯《性心理学研究》卷二页二二六至二二九;品脱、罗德威所编《乐府诗集》页二二五《娇羞牧羊女》即云:“男子热求心似火,女人冷拒痛中甜”则诚如惑人所谓太过者,远不如赫里克《金盆洗手》诗“似拒非拒之新妇”一句(马丁所编《诗集》页四十五)。馀见第二百七十八则。马里诺《女神曲》一诗刻画破瓜情状,侔色揣称,洋洋至六百四十八行,最为淫艳。于未入彀前云:“如此良人,调笑以偿。稍无拘执,上汝欢床。樱唇来迎,吐气传香。情急难耐,体软欲狂。一旦入彀,苦果贪尝。”(费雷奥《马里诺宗派图》页四四三)尤奇情妙想。既合欢只云:“郎无劫色意,妾无引蝶心。”(页四三六)亦合事理。真此中斲轮手也。



此段尚有于行间增补的英国诗人克拉肖(Richard Crashaw)之《婚礼曲》(Epithalamium)一节,因字迹难以辨认,兹从略。

四

卞孝萱先生在《〈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一文中尝论证说,柳柳州《河间传》意在政治影射,非淫媟之作。另,《花阵绮言》一般题“楚江仙叟石公编”,而不署袁宏道之名。自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不知别的读者念了这一段感受如何,我是觉得“描写入微”“侔色揣称”“奇情妙想”云云一点都看不出来。钱先生也许认为此类刻画“亦合事理”,我却感到它们不近人情。钱锺书先生的目光一向是从云端投下的,地上的人事种种免不了要被看扁了,或许这里用得上“圣人忘情”那句话罢。不过,尧好像也是圣人罢,可他却说“嘉孺子而哀妇人”。近代文人里头,周作人先生也是个爱谈性、爱引蔼理斯著作的,可他的气象却与钱锺书先生的迥然不同,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说来颇巧,我以前奉命写就的《闲话“那话儿”》(刊于《万象》杂志2002年8月号)一文,其间提到弗洛伊德从师于克罗巴克(Chrobak),师傅想开却不能开给女患者的方子是:正常那话儿,反复使用。这段逸事,钱先生在札记的眉批里也引及了(见P. 658—9)。现在我来写这篇文字,或可说是不无因缘罢。然而,《容安馆札记》中与性有关的内容,我逐条细览,却每生百无聊赖之感,不知其所从来。金圣叹曾在“第六才子书”的批本中为性描写声辩:“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不错,性是可以探讨、可以研究的,而且应当自由地探讨研究,但拿在人生中出现的频率来当证据就未免思虑不周。说起来,性可以一日甚至多日无之,而平常人饭却得一天吃三顿,如果较真,那饭在文学中的地位岂不要比性还高三数倍?当然这是玩笑话,谁都知道,文学作品里也并未出现一页一餐的胜景。在性方面,亦不妨作如是观。古人每将食色并提,良有以也。我常想,假若自己尚有余裕思考一点问题的话,倒不如就多想想那些“异于禽兽者”的部分得了。钱锺书先生是人类的一切于他皆不陌生,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原刊于《万象》2005年1月号)





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


像雅典娜那样,一落生就全副武装、满身盔甲的作家,是没有的。张爱玲《我的天才梦》,可谓惊才绝艳,文章发表时,作者还不到二十岁。然而,多年后,待得她中学时代的习作重见天日,我们才发现原来也是那般咿咿呀呀的“新文艺”,原来天才也需要一段位育生长的时日。胡兰成的情况未尝不是如此。我们现今所读,多是他晚年思虑成熟的作品,其实,他并不是一步踏上云端的,胡兰成的著述之路漫长修远。

我曾将胡兰成的写作划分为六个时期:



杭州时期 以《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一文为代表。

广西时期 以所谓“说愁道恨”的散文集《西江上》为代表。

香港时期 以《南华日报》政论集《战难和亦不易》及《最近英国外交的分析》为代表。

沪宁时期 以《中华日报》政论集《争取解放》及《苦竹》、《天地》、《杂志》、《新东方》、《小天地》等期刊随笔为代表。

武汉时期 以《大楚报》政论集《中日问题与世界问题》、《中国人的声音》、《文明的传统》为代表。

日台时期 以《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等中文著作及《建国新书》、《天与人之际》等日文著作为代表。



在这六个时期里面,外间了解稍多的,应该是沪宁时期和日台时期,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胡兰成在上海、南京期刊上发表的文艺随笔,虽然亦有若干重印者,但漏略甚多,遗珠之憾是难免的;而他晚年的日文著作,一般读者能接触到的实只《心经随喜》一种而已。至于杭州时期,即便是我本人,在读到《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之前,也绝想不到胡兰成写作的起始时间可以推到这么早。





背景

胡兰成的《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发表于1929年10月10日《光华大学政治学刊》第一期。《政治学刊》是本同仁杂志,收录的皆是中外政治论文,由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社编辑组编辑发行。这编辑组有正副二职,担正的是斯颂德同学,副手为魏艮声教授。

加入该政治学社的条件,据后附章程所云,是至少要跟光华大学有关,或为教师,或为学子,或在读,或肄业。卷首启事也说:“本刊除陈茹玄先生《党治铁则》、吕思勉先生之《乡政改良刍议》两文外,其余皆为本社同学所撰。”然而,胡兰成没在光华大学读过书,因此不具备政治学社社员的资格,在《本社社员录》中也确乎找不到胡兰成的名字,那么,他的文字为何会在此出现呢?

话说1928年,在胡村乡居一年的胡兰成到南京谋事,可惜未成。《今生今世》里讲:“我在南京八天,又回杭州,无事住在斯家一年。斯家大少爷是我在蕙兰(中学)时同学,如今他进了光华大学,却因病休学在家。”这位斯家少爷,名唤颂德,正是那位政治学社编辑组的负责人。

不难想见,筹备刊物的学社骨干斯颂德,与胡兰成既是老同学,又同住一处,自是极相熟的了,他对胡兰成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钻研与造诣也应瞭然于胸。很自然地,他会想到向胡兰成约稿,即便后者并非政治学社的社员。

作为同仁杂志,《政治学刊》自费印刷、自办发行,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许很有限。

提要

乡党,犹言乡里,当然是出自《论语·乡党》。《通典》卷三有“乡党”条,在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里,这二字的用法大体同于《通典》。所谓乡党制度,就是指农村社会的组织制度。不过,此时的胡兰成似乎还没有读过《通典》,因为他屡次征引《通志》中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实际上多是《通志》著者郑樵从《通典》那儿照搬过来的,假若读过《通典》原著,怕是不必仰赖二手材料了。

《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全文约一万字,由四部分组成:Ⅰ.绪论;Ⅱ.乡党在地方制度中之地位;Ⅲ.乡党的基础;Ⅳ.结论。

绪论部分止两段,然文字精警、议论风生,非具引不足见其精神。因此只删去无关大体的两句,录在下面:



社会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必有其寄托,才能历劫不坠,正如一朵美丽的花,必定要花蒂着在枝上,这朵花才能萌蕾、放苞、结果,不会因风雨的飘摇而萎绝,这社会文化的寄托是什么呢?在欧洲便是城市,在中国则为乡党,欧亚二大陆,从古至今,不晓得起了多少次杀人如草的战争,经过了多少次赤地千里的瘟疫和水旱之灾,居然还有孑遗,还有今日的社会文化,这全靠着城市与乡党的功绩,社会文化便是在这种团体下保持下来,君主和教皇,强盗和军人,打够了仗喝够了酒,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仅仅是一阵阵的罡风,任凭他们怎样狂暴,总打不翻社会文化的船——它是停泊在城市和乡党的港内。

……惟有城市和乡党是人民直接的组合,其余什么国家和寺院,于人民本身已隔着几层了,寺院现在不必讲他,就是国家,也无非是社会病态的象征,是城市和乡党发达不完全中的临时产品,我们要讲人类真正的幸福,必须离弃这些过于高大的机关,来从社会的下层做起,所以城市和乡党,不但是社会文化的发源地,而且是社会文化的归宿点,这便是我做这篇文章的动机。



虽然这里流露出奇怪的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但胡兰成对乡党作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源地”与“归宿点”的界说堪称独具只眼。后来,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曾写道:“克鲁泡特金著《田园都市手工场》,想要把都市迤逦散开在农村里,中国人家可是向来农村里也响亮,城市里也平稳。”可见胡兰成是熟悉克鲁泡特金的作品的。而大量生产、功能专门化、和强制权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暂时的脱轨现象,必然被社会革命扫除,此类观点刚好就是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精髓。原来,这里的无政府主义气味,并不是没有思想渊源的。

二、三两部分作为文章的主体,占压倒性的篇幅。第二部分申说中国乡党制度的特色在于“只有下级地方自治极发达”,城市自治却未能建立起来。其原因有二:一是封建制破坏极早,二是城市不发达。关于前一点,胡兰成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在秦灭六国时已消弭殆尽,“中国真是世界上封建制消灭最早的国家”。代封建制而起的则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



中国君主集权的趋势,几千年来还没有达到极盛而衰的顶点,清末的革命,倘若没有欧洲思潮的刺激,结果无非产生一个汉人做王的帝国而已,民国的出现,不晓得还在若干年之后。像康有为的保皇党,和田间野老希望真命天子出世的梦想,都可以代表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即如在国民政府之下,民众还是过着旧日的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民权的表示,这都可以证明中国在今日还没有民主国的需要……



就城市不发达的问题,胡兰成引述了不少文献,但重点也许不在说明这一现象本身,相反,他对“商人阶级的衰颓”毫不惋惜,他想突出的恰恰是农村生活的优越性。胡兰成认为,中国的商业发展在汉武帝之后便落后于欧洲,“但这倒退未始不是幸福,中国人因此享乐了一千多年的农村生活,直到满清中叶以前,没有尝过欧洲那样阶级压迫的痛苦”。胡兰成作出如是推论的前提是,他认为,“中国人在历代的帝制统治下,不曾感到何种切身的痛苦”,而在农村内部,不存在阶级压迫的事实。这种观点未免可惊可骇,然而对于胡兰成来说,乡党作为一个致密难分的整体概念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是因为他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上述这样一种观察。

第三部分“乡党的基础”,一上来就说:“乡党的精神基础(是)宗族制,乡党的组织基础是农村制。”在宗族制这个问题上,胡兰成联系了自身经验,读来是颇有趣的:



乡党的维系,便靠着这个血族关系,好像我住的乡村都姓胡,清明节全村的人一同去祭扫上代的祖坟,还同堂吃清明饭,大家都是骨肉,不过房头远近点罢了,乡党的起原,便是在同一父系下的团体,认识了他们相互的责任,因此造出这种约束来了。



读过《今生今世》的人或许还记得,“胡村月令”一节里,有对清明上坟做的细腻的描写,不妨看作是枯燥理论下的诗意注脚。胡兰成是理论都要从现实中悟出来才结实,才靠得住。

“农村制”一词有些费解,大约是依村落划分治理的意思。接下来便是占整个文章一半篇幅的对乡党制度沿革的梳理,从商周直至民国。此类细节无法复述,只要知道胡兰成在时间上纵向梳理,在乡村管理结构上也是纵向梳理,就足够了。

最后一部分,结论下得过于简省匆促。将乡党制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周以前以氏族方式团结起来的时期,其次是周末至近代以居住地为组织原则的时期,再次是胡兰成理论构想中的未来时期。他说:



将来,以职业团体为区划的标准,不复受政府的拘束,其职与周以前的乡遂一样大,而异其性质,将来的乡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的改革,以小农小工商制度来代替现在的大工业集中制度。



胡兰成这一构想,初听起来大胆而又独特,其实却都是从克鲁泡特金那里来的。我们都知道,克鲁泡特金对小型经济单位情有独锺,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一个建立在志愿协作基础上的小型生活共同体所组成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工农业的整合将取代分工。所以说,胡兰成是在试着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移置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其间固不乏真知灼见,但结论部分却予人一种扞格难通之感。

评说

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问题,不管是其沿革还是现状,其实在民国时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据我所知,在胡兰成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只有柳诒徵的《中国乡治之尚德主义》(分三次刊于1923—1924年《学衡》月刊)比较细致地梳理了乡党制度的沿革。当然,从胡兰成的文章内容来看,他似乎没有读到过柳诒徵此文。这也难怪,独力自学的青年,闻见是很有限的。

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无疑是对中国社会整体认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陶希圣的研究开始,一股检点、审视、讨论中国社会史的浪潮就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知识界涌动起来了。胡兰成考察乡党制度沿革,自然不能说独外于这一潮流。不过,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胡兰成的研究毕竟是起步相当早的,较之于1931年《读书杂志》搞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陶希圣等人在《食货》杂志上开展中国经济史探讨,它都不无夺人先声之感。虽然《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不无粗糙武断之嫌,但我们今日重温《读书杂志》、《食货》上的文字,其粗糙与武断之处又何尝少呢?二是胡兰成的研究源自他的问题意识与个人体验,并非空穴来风、逐队随人。可以说,农村社会问题是胡兰成一生纠缠于斯的结点,他此后逐渐建立起的独特的民间文艺论和“民间起兵说”都可追溯至此。

在《山河岁月》里,胡兰成进一步发抒在《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中未尽的话题:



井田从黄帝时起或还在黄帝之前已开始渐渐形成,至周末为止一直延长兴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场种作,有蚕桑有木材,有鸡豚狗豕鱼鳖之属,而且与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个完全,推广到井、邑、遂、闾、禹域九州,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只是这井田的图案,而文明亦即在于这井田的作息,及养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胡兰成在晚年著作中屡次致意的“井田”,即是早年“乡党”概念的归宿与升华。无论此种说法在外人看来如何大而无当,我们都必须承认,它内在于胡兰成的思想理路。

其实,对中国农村社会自然形成的朴素秩序,不止胡兰成一个人曾加以礼赞。费孝通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就将中国农村的“有机团结”、“无为政治”视若拱璧。晚年的钱穆先生,在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之关系这一问题上,有与《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流露出的情愫非常接近的观点,《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就说:“周初封建……在当时,已有一历史大传统之存在,天下观念则常在国之观念之上。实即社会观念常在政府观念之上。”又说:“近人又多称政府为上层,社会为下层。实则中国乃以社会组成政府,非以政府组成社会。……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天下,即犹言社会,其地位尚远高于政府之上。”这样一种论调,实在不能不令人记起胡兰成在《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中讲的“惟有城市和乡党是人民直接的组合,其余什么国家和寺院,于人民本身已隔着几层了”,以及将国家视作“社会病态的象征”、“城市和乡党发达不完全中的临时产品”的提法。把政府与社会拗作两截、认为乡党才是人民的直接组合,这正是胡兰成“民间起兵说”的思想基础。

胡兰成在《经书新语·周礼》里讲:



中国史上有两件事实为世界上他国所无。一是民间起兵。又一是士。

但是何故中国独有民间起兵呢?我是近来才发见了其来历还是在周礼的王制。王制的棋盘是井田,无论灌溉工程、兵役、祭祀与学校这等大事,乃至乡里州闾的组织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工作,皆是王官指导王民行之,而王官亦即生在王民之中,即直接指导王民的士亦是出身王民,士是四民之一。王民是如此地习惯于举大事,虽是受指导的,却不是被动的,因为指导者亦是他们自己人。后世虽井田制废了,民间的这种举大事的活泼能力还是存在着,所以一旦天下有事能够起兵。



在胡兰成看来,民间起兵的合法性就建立在乡党的合理性与优先级上,凡是在外面附加造作上去的东西,假使它不合适,就可以去除掉或代替之。依据历史事实的归纳,胡兰成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朝代的更迭都是由于民间起兵,用钱穆的话来讲,这便是“社会组成政府”。

在没有进一步的史料出现之前,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就是胡兰成最早刊布的作品。此时的他已经非常用功,除了《通志》外,文章还征引了《周礼》、《国语》、《史记》、《汉书》、《宋史》、《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典籍,引述了王安石、程明道、王阳明、孙中山等人的见解,甚至利用了1928年国民政府刚刚公布的《县政府组织法》。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这篇文章所体现的理论兴趣与思考方法,在胡兰成一生的思想发展中占据的不容忽视的地位。正是从这里,开出了他日后的虹气飞雨、日月山川。

1929年,胡兰成这个在杭州闲居的无业青年,虚岁二十四岁。



(原刊于《万象》2004年8月号)





批评家胡兰成


——从几篇佚文谈起


在《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一文中,我曾提出,将胡兰成的写作划分为六个时期,即杭州时期、广西时期、香港时期、沪宁时期、武汉时期、日台时期。当时,还补充说:“在这六个时期里面,外间了解稍多的,应该是沪宁时期和日台时期,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胡兰成在上海、南京期刊上发表的文艺随笔,虽然亦有若干重印者,但漏略甚多,遗珠之憾是难免的……”下面要谈的,是胡兰成发表在《文友》、《上海艺术月刊》这两种刊物上的文章,见闻所及,这部分文字此前还没有学者探讨过。

一

《文友》是上海沦陷区的一本文化半月刊,创刊于1943年5月15日,有着亲日背景,第一卷第一期除了刊载柳雨生、纪果厂、路易士等的文艺作品外,也有林柏生、樊仲云、胡兰成等的政论文字。该期上,胡兰成的文章为《和运区经济的症结》,这是他在担任汪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期间的产物。1944年1月1日的《文友》又刊出了胡兰成、郭秀峰、吴凯声三人鼎谈的《参战一周年座谈会》,有意思的是,刊物问世的那会儿,胡兰成已被汪精卫下令逮捕,正在关押中,直到1月24日旧历除夕才获释放。而此期以后,《文友》上也再未见胡兰成的文章。

政经内容,存而不论,想着重介绍的,是1943年12月15日《文友》第二卷第三期上的一篇《“文化本位”论战经过》。文章讲的是中国文化在东西文明对峙的情势下如何自处的问题。由于篇幅只有两三千字的样子,要处理这么大的题目,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当中有些说法极醒豁,今日读来,仍能夺人目睛。比如讲到康南海的儒教文化本位主义,胡兰成认为托古改制“这是凡事‘中国古已有之’说的开端。‘古已有之’说后来是自暴自弃的定心剂,但在康有为,倒是用来壮胆,叫人不必惧怕维新的意思。康有为大概是有鉴于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那一班人不拜孔子与关公,却去拜天父天兄,引起了绅士们的大大愤怒。现在抬出孔子来,应当可以安心了,但还是不行。这不能不怪康有为的迂。他不明白绅士们的反对太平天国,主要的倒是着眼在现成财产制度之被触犯,吃(疑为信——引者按,下同)洋教与拜天父天兄则不过看不惯而已,可不是因此而结深仇大恨。康有为是错把绅士们的卫道之心看得切了”。尤其应留意的是这里流露出的鲁迅式杂文的笔调。

在胡兰成看来,百年来对中国文化或分歧或对立的种种看法,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变动相联系,假如不能首先注意到这些观念是对社会变动的反作用,那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些表述离奇、概念模糊的理论。胡兰成从此出发,作了一个有趣的归纳:



最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是张之洞他们在满清皇帝之下安心做官的理论;以西学为孔子的“小康”说,是康有为他们主张君主立宪的理论;把东方的文化看作玄学,是五四运动酝酿中国社会革命的理论;而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现,则是主张“阶级协调”的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时期的理论。



他又总结出,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社会史论战,是世界工人运动波及中国后的理论;在他眼中,论战的一方言必称“亚细亚的方式”,“可见其念念不忘于东方本位”。而“一九三五年之后,从克林姆宫颁来了人民阵线论的宣传纲领,接替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拉开了这场大讨论的序幕。关于讨论本身,胡兰成无意详述,他关心的倒毋宁是宏观的概况。他说:“由此观之,文化问题的论辩,几十年来,是一路随着社会斗争而起伏的。”这句话,正是文章的题旨所在。

接着,胡兰成发了一番感慨:“翻翻鲁迅的文章,他在五四时代已经驳斥过的东西,十年二十年之后还是不得不继续作同样的驳斥,真使人觉得凄然。但凄然是无用的。倘若社会斗争的现成形势不变,理论方面便难望明朗化,只要懂得这教训,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已经不算是白化了。”

提到鲁迅,绝非偶然。我们知道,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家当中,除了与胡兰成有私人关系的张爱玲、苏青、路易士等外,只有鲁迅和周作人得到过胡兰成几乎无保留地赞赏。刻下,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文学成绩也确是他标举的这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张爱玲——创造出来的。1944年5月到6月,胡兰成发表《评张爱玲》一文,正式提出“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的论断,其勇气、其识见都不能不使人敬服。实际上,在胡兰成前期的批评实践中,鲁迅的影响也并不是无迹可寻的。

在文章余下的部分里,胡兰成对那些有意无意误读、误判、误用西学的人进行了批判:“他们十分爱好西方文化的腐烂部分,从那里学到新式防腐剂,用来保存中国的木乃伊。他们憎恶的乃是西方文化的过去光荣的遗留部分、资本主义的革命遗产,与其当前正在开始的转变,那足以使人回忆,而惊叹于现状,并且得到前途的启示的东西。”

关于写作的目的,他则坦白地说:“因为这次的战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我的这篇短文或者可以供给一点参考吧。”也许,许多中国人都不曾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文化人来说,太平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文明的战争,也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战争。胡兰成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问题”,也恰恰以此为前提才能见出其紧迫性。可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抗日战争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欧洲人对抗欧洲人,都是在一个文明内部进行的,并不存在文明的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无法将抗战与二战挂起钩来的原因所在。而胡兰成则不是这样,甚至可以说,他整个后半生的思想纠结点都在这带着日本特征的对文明对抗的理解上。在有着“晚年定论”意味的《遂志赋》中,胡兰成明白地表示:“我写书是要以中国文明的健康的景色来给今人开眼,而这景色目前已沦失了。”了解了此点后,再回头细味“文化问题的论辩是一路随着社会斗争而起伏”这一讲法,我们是否可以说,胡兰成晚年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论或“东方文化本位”论,也是随着新的社会斗争而兴起的呢?更进一步的,我们才可能研判,在现实性的战争烟幕下,到底有没有一场文明的冲突在中国土地上展开过。

不用说,《“文化本位”论战经过》是一篇很不起眼的文字,既不为当时的读者所理解,也不为后来的学者所注意,但在我看来,不深入探究胡兰成在“文化本位”问题上的焦灼感与使命感,是读不懂他的书的。假如这一说法并不虚妄,那么,重新评定《“文化本位”论战经过》在胡兰成写作史上的意义恐怕就有必要了。

二

三年前,我在写《胡兰成交游考(一九四五年之前)》(见《万象》2003年1月号)“胡金人”一节时,曾引用胡兰成发表在1944年10月《苦竹》杂志上的《新秋试笔》一文,当中有两句是:1941年“那年冬天,上海的租界也被战争扫荡了。金人有一个时期失业,住在我家的二层楼忙着办《上海艺术月刊》,走进走出很少说话,然而更温和,也更勤勉了”。

《上海艺术月刊》创刊于1941年11月1日,是由胡金人、黄觉寺等几位画家主持的,吴易生、路易士等人也一直供稿。胡兰成第一次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是在1942年6月的第7、8期合刊号上,此后,又陆续撰文数篇,直到1942年11月第11期刊出后,便不再有稿。现将这六篇文章的题目及刊载期数列在下面:



《艺术的严肃性》第7、8期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第9期

《寿颜文樑先生》第9期

《艺术与政治》第10期

《密西尔的〈随风而逝〉》第10期

《论书法三则》第11期



其中,《寿颜文樑先生》、《论书法三则》二文已重刊于《印刻》杂志,但显然不是出自《上海艺术月刊》,因为前者说是“原载一九四二年上海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初版《争取解放》”,后者说是“原载一九四三年十月《人间》第一卷第四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来源都不是最早的出处,据《上海艺术月刊》上的《寿颜文樑先生》文末附注,该文原刊于1942年7月20日《国民新闻》;而《论书法》在《上海艺术月刊》上发表则是1942年11月,1943年10月的《人间》杂志不过是转载而已。这两篇既已重刊,就略过不谈了。重点谈另外四篇。

《艺术的严肃性》是对未来派绘画的批判。胡兰成评论道:“一切都是运动,一切都是力。除运动外不可能把握物体,以此否认物的存在,除力的自然规律外不能有其他主宰,以此否认人的存在。艺术上的未来派一类,便在发明扬弃物体而描写运动的奇迹,描写着为人类所不能了解的力的自然规律。”胡兰成自己推崇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艺术,他认为未来派是在“以市侩的眼光鄙视浪漫主义,以时代游魂的神色鄙视写实主义”,“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以喜剧或悲剧刻画人类的严肃性,艺术上的写实主义,以准确的线条与色彩刻画事物的严肃性,自然不为此类玩世不恭者所喜了”。

从表面上来看,《艺术的严肃性》是针对上海一些受到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野兽派影响的画家而写的。就此而言,胡兰成的艺术观念不免显得过于拘谨,况且把野兽派、立体派跟未来派、达达派聚到一处来批判,也未必恰当。但我们不能忽略另一方面,即胡兰成在进行艺术批评的同时,也在进行哲学批评与政治批评,他深致不满的还包括“与此空虚的心理相应,在哲学上有独裁者唯力论”。胡兰成提出:“人类的努力是要了解事实,不是要夸张事物的神秘以嘲笑人类的了解力。政治上的独裁者与艺术上的未来派一流人的作为之所以违反人类进化的规律者,正在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未来派的领袖马里奈蒂是十分崇拜墨索里尼的;同时,我们也知道,20世纪40年代初,即胡兰成执笔之际,正是“战国策派”在国统区热烈称扬法西斯主义文艺观的时候。很难说胡兰成写此文是不是就一定针对着这种局势,不过,从他一贯的思维特性来观察,这种可能性似乎是不能排除的。

《艺术与政治》没有明显的针对性,但在彼时彼地谈这样一种观点也是极可怪的。文章写得精彩,故引得多一些:



从古以来,人民很少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动作、讲话与感情,总是官方叫你如此这般。但干涉感情究竟比干涉动作与讲话来得困难。人民可以到会,游行,演说,可是轮到欢呼,却会是呼而不欢。

自然,感情并非绝对不可捏塑的,不过较之动作与讲话,感情的塑就总是最后,并且总是最先崩坏。……长期的军国民训练可以使人民以热狂去从事莫名其妙的战争。但当战争的破坏威胁人类的生存时,兵士们首先在感情上发生动摇。由这种不满的情绪到发生怨言,还得经过一个时期,由发生怨言到以动作反抗军令,又得经过一个时期。所以说感情的塑就最后,而其崩坏则最先。

最多的例子,是只做到了动作与讲话的塑就,来不及把感情塑就,天下就已大乱了。秦始皇就如此。历史上国家亡了,或正在亡国中的人民,是不准在讲话上提到亡国的,但是有“亡国之音”,这就是说官方对于人民的喜怒哀乐的取缔与捏塑,往往会来不及做好。



说这些话是在抨击蒋介石的统治固无不可,然而,拿来表达在汪精卫治下的失望心情行不行呢?1942年9月,胡兰成写这篇文章时,已被免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之职,改任行政院法制局长,侘傺无聊的他会不会在文章里下意识地流露“亡国之音”呢?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兰成一直怀着失败的预感,不断发出变徵之音。他在汪伪政府中的逐渐边缘化,便与此有关。

胡兰成提出:“艺术比政治更真实,便因为以喜怒哀乐来校核是非曲直,较之以权力来批准,以辩解来校核是非曲直要可靠得多。……政治可以被诱导,被校订,艺术却决不能被诱导,被校订。艺术只有盛衰。‘亡国之音’是艺术的衰落,但决不能被修改为‘升平之歌’。亡国时的升平之歌乃是艺术的灭绝。”最后两句沉痛而决绝,“予欲无言”了。

《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是篇大文章,在此我只想揭出两点供大家思考:一是胡兰成对鲁迅的理解,二是胡兰成对苏俄文学的熟稔。

先看这一段:



事实证明,史泰哈诺夫运动到了第二次五年计划末期,就从此不再提起了。可是在史泰哈诺夫刚上市的一两年,苏俄的文学家在史太林的指挥下,集团地到乌克兰或高加索的什么矿场工场与农场,去记录并描写工人农民如何如何的工作于兴奋于史泰哈诺夫运动的伟大的奇迹。这就是所谓报告文学。于是,中国也就沸腾起来,到处都是报告文学了。当时最受感动的作家,甚至在计划写成《世界一日》把全世界在这一天内所发生的事情写成一篇报告。鲁迅倘然在从前,对于这种叫嚣,是要加以尖刻的嘲弄的,因为他虽然不会了解史泰哈诺夫运动,但是他了解文艺。可是他已经参加了左翼。他对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没有加以嘲弄,却也没有表示拥护,因为他虽然勉强自己去服从纪律,但还在挣扎着,避免强迫自己对于文艺的认识。



史泰哈诺夫是顿巴斯地方的一个青年矿工,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场运动属于劳动竞赛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茅盾在主编《中国一日》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鲁迅的指导,尽管这种指导可能仅仅是细节上的。不过,我认为,胡兰成对晚年鲁迅心态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尚没有与鲁迅拉开足够的距离,以体会当年的情境,胡兰成的认识就更显得非同凡响了。

从所谓“史泰哈诺夫运动”,我们已可约略知道胡兰成对苏俄文学了解的程度。而在《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一文中,他还提到了潘非洛夫的《布罗斯基》、法捷耶夫的《毁灭》、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志跋绥夫的《山宁》(即《沙宁》)、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等。我以前曾谈及,胡兰成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及托派思想影响颇深,现在看来,他对苏俄文学的认识也很值得研究。

《密西尔的〈随风而逝〉》是对玛格丽特·米切尔小说《飘》的评论。《上海艺术月刊》当期的编后语称:“胡兰成先生的《读了密西尔的〈随风而逝〉》书评,从多种角度提供了许多极可贵的见解……”可能原来稿子的题目是《读了密西尔的〈随风而逝〉》——因为胡兰成还写过《读了〈红楼梦〉》,似乎颇喜欢这句式——后来被编辑删短了。

“从多种角度”云云,怕是欺人之谈。《密西尔的〈随风而逝〉》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性格分析,只不过这种性格分析颇有特色,也挺深刻。开篇是社会心态的解剖:



……美国人营求着,生活着,可是黄金世界的憧憬早已过去,但也尚未落到欧洲国家那样的伤感,那样因资本主义过于烂熟而颓废。恢脱曼(即惠特曼)的雄伟的诗已经唱完,淮尔特(即王尔德)的哀艳的诗却还未被理解;这期间,他们偶尔不能不想一想营求着生活着的意义的时候,总是很匆忙的替自己作出一个结论:事情的意义就是事情的本然,跑狗的意义就是跑狗,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就是十元金币与五元金币的差别。



接下来就是性格分析:



郝思嘉与白瑞德是流行于一般现代美国市民的浅薄的现实主义者,而卫希礼则是这种浅薄的现实主义者的影子。卫希礼只是反映这种浅薄的现实主义者的软弱与空虚的一面,但并不能成为另一种对立的人格,其实倒是郝思嘉和白瑞德这一流人的灵魂。卫希礼不是罗亭,罗亭的是怯懦,而卫希礼的则是软弱加空虚。白瑞德也不是沙宁,沙宁是无神论者,而白瑞德则是宿命论者。沙宁是时代的洪流的沉淀物,而白瑞德则是浮沫,沉淀物与浮沫都是时代洪流所扬弃的东西,但沉淀物却比浮沫要深刻些。



这些性格分析,由于是直觉式的,所以在有共鸣的读者看来,可能是极犀利深刻的,可在缺乏共鸣的读者眼中,则可能是武断荒唐的。张爱玲在事物的判断上也每每诉诸直觉,所以常让人有“妙处难与君说”的感慨。对胡兰成的这类评论,也须作如是观。

当中有一段,我觉得应多留意:



郝思嘉、白瑞德这一代的人,喜欢跳舞与好衣饰。而郝嘉乐、汤太太那一代的人,则喜欢跑马与喝酒。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烈爱好是相同的。但郝思嘉与白瑞德总是怀着一种患失的恐怖似的,只在那里竭力抓住生活的尾巴,而郝嘉乐与汤太太的生活则是洋溢有余,怀着一种弄潮儿的愉快。这里很清楚的刻画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比较本身,倒是无所谓的,不过那“总是怀着一种患失的恐怖似的,只在那里竭力抓住生活的尾巴”的概括倒很可以移来形容张爱玲笔下的一些人物,比如王娇蕊,比如白流苏。其实,从《密西尔的〈随风而逝〉》这篇文字,我们已不难猜到,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文学上是有一定共同语言的;胡兰成的文学悟性相当高,更何况这种悟性在方向上又与张爱玲的一致。

三

我一直慨叹现代中国没有一位像马修·阿诺德、卡尔·克劳斯那样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有文学批评家,但常常有写小说的兴致;有政治批评家,可对文化却知之不深或不懂装懂。当我对胡兰成的了解愈来愈深入,这才发现,他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位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甚至只须读读《文友》、《上海艺术月刊》上的文章,我们就能注意到,举凡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批评、经济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胡兰成无不涉猎,而且总是言之有物。他一生都在批评。阿诺德的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有一个副标题,是“政治与社会批评”,这是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家一辈子都不曾干过的事,可胡兰成的不少著作正属于“政治与社会批评”这一范畴。

胡兰成对自己的角色亦有自觉的意识,如他在《中国文学史话》中强调:“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五四文学也是胡适周作人等的理论文当先,周作人与鲁迅使当年的青年歆动的,并非什么小说创作,而是其讲理的散文,可见时人是如何的需要讲思想理论的文学了。……我们今做新文学的运动,还是要有理论的文章。……今人以为理论文不可是文学,这个观念先要改变。”他讲的这个“理论文”,其实就是批评。批评是文学的一部分,批评可以是好文学,我们必先了解到这一层,才能对现代中国文学有些微认识。

进言之,古代的诸子文章,也是批评。其作者既可以处江湖之远,如老子、蒙庄;也可以是政治人物,如韩非、贾生。胡兰成的文章,要是归类的话,怕也得归入子部。我始终认为,对胡兰成在政治上的作为大可从不同的出发点批判论议,就如同对扬子云、钱牧斋的批判论议一样,然而我们或许也该承认,他始终是一位批评家。



(原刊于《印刻文学生活志》2010年4月号)





张爱玲记错了


我记得很清楚,张爱玲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刊布后不久,止庵先生在一次讲演时提道:“……《同学少年都不贱》,这是从杜甫的一首诗里边‘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化出来的。这里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有的研究者说,可能是个笔误,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我觉得,‘都’比‘多’还多……”为什么记得牢呢?因为我刚好算是“笔误派”的——认为属于笔误的可能性更大。

在人情物理上,在遣词造句上,张爱玲都可说是个心思极细的人,不过,她对引用是否精确,似乎并不怎么措意。加之彼时查检资料匪易,张爱玲又没有藏书的习惯,引用时有些误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往大处说,张爱玲显然没有“照相式的记忆能力”,也许有的只是一个poor memory(差记性);她留下的笔误着实不能算少。

平素读她的文章,碰到她引述出错的地方就标记下来,不觉也积累了二十余条,此外理应还有,只不过我眼拙,目前发现值得一说的也就是下面这些。并没别的意思,无非是自己觉得好玩——张爱玲也会记错哦!顶多,再有人认定哪里别有深意,我就这样提醒他一句。

一、字句错误

1 “到处潜酸辛” 《自己的文章》:“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灸,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里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算不算笔误?

2 “伸腰长跪拜” 《罗兰观感》:“日本女人着意养成一种低卑的美,像古诗里的‘伸腰长跪拜,问客平安不?’温厚光致,有绢画的画意,低是低的,低得泰然。”古乐府《陇西行》写的是:“伸腰再跪拜,问客平安不?”这里又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

3 “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 《〈张爱玲小说集〉自序》:“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尽管印象深刻,还是漏了一个字,《论语·子张》写的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相信不少读者是从张爱玲这儿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两句话,也往往跟着漏了那个“则”字。

4 “我哪记得背着抱着的”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唯一的例外是鲍二,虽也是贾琏凤姐的仆人,而且是二尤故事中的人物,却用本姓。但是这名字是写作后期有一次添写贾母的一句隽语:‘我哪记得背着抱着的?’——贾琏凤姐为鲍二家的事吵闹时——才为了谐音改名鲍二,想必原名来安之类。”《红楼梦》第四十七回:“贾琏陪笑道:‘见老太太玩牌,不敢惊动,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贾母道:‘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多少问不得?那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作耳报神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的,鬼鬼祟祟的,倒唬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和我顽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妇去罢!’说着,众人都笑了。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贾母也笑道:“‘可是,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提起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气!’”张爱玲把“抱着背着”记作“背着抱着”了,倒也无伤大雅。

5 “穿心国” 《谈看书》:“这一大套传说,内容复杂丰富,绝对不是《镜花缘》或《葛利伐游记》里面的穿心国、大人国、小人国可比。”《镜花缘》里有的是穿胸国,却没有什么“穿心国”。小说里,林之洋还说:“俺闻人心生在正中。今穿胸国胸都穿通,他心生在甚么地方?”若真是“穿心国”,这话岂不落空了?

6 “青禾” 《谈吃与画饼充饥》:“我姑姑有一次想吃‘粘粘转’,是从前田上来人带来的青色的麦粒,还没熟。我太五谷不分,无法想象,只联想到‘青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讲《纲鉴易知录》的老先生中沉着脸在句旁连点一串点子,因为扰民。总是捐税了——还是贷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显然应该是“青苗法”,而不是“青禾”。青苗法涉及的是农民的贷款抵押问题。

7 “元武十二年” 《必也正名乎》:“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中国的年号里没有叫“元武”的,当然,“元武十二年”就更没有了。西夏有两回改年号为“大庆元年”:一次在1036年,一次在1140年。可是,1036年原来叫广运三年,1140年前一年为大德五年,跟“元武”“十二”都不沾边。

二、出处错误

8 “《苜蓿生涯话廿年》” 《我看苏青》:“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苜蓿生涯话廿年》这题目是有的,不过应作《苜蓿生涯过廿年》,作者龙榆生,讲他做学问、当教师的经历。《苜蓿生涯过廿年》发表在《古今》杂志上,由1943年3月的第十九期连载到同年5月16日的第二十三期。我们知道,张爱玲的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也登在《古今》上,不过那已是1943年11月、12月间的事。从她记得龙榆生的文章题目一事可知,张爱玲是一直在阅读《古今》杂志的。事实上,张爱玲读过与她同时的许多作家的文字,对沦陷区的小小“文坛”,她始终关注着。

9 “《瓶》” 《谈看书》:“我觉得时代的眼光的确变得很厉害,贤如《金银岛》作者斯提文生,他有个短篇小说,不记得题目是否叫《瓶》(The Bottle),套《天方夜谭》神灯故事,背景在夏威夷,写土著有些地方看着使人起反感。”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这篇小说叫《瓶中魔鬼》(The Bottle Imp),套《对照记》里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的话说: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不记得就是不记得。

10 “《包子》” 《谈吃与画饼充饥》:“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此条曾经人指出,《鲁迅译文集》中并没有题作《包子》的,张爱玲指的应该是苏联作家淑雪兼珂(左琴科)的一篇《贵家妇女》。

11 “唐诗” 《谈跳舞》:“……根据唐诗,‘舞低杨柳楼心月’,似乎是较泼剌的姿态,把月亮都扫下来了……”“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当然是北宋晏几道的名句,不是诗,是词,词牌《鹧鸪天》。张爱玲不晓得这个,是多少有些奇怪的。

12 “Walter de la Mare” 《谈画》:“然而有个十九世纪的英国文人——是不是Walter de la Mare,记不清了——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蒙纳·丽萨》,却说到鬼灵的智慧,深海底神秘的鱼藻。”写文字谈《蒙纳·丽萨》的,的确是个19世纪的英国文人,名也的确唤作Walter,不过并非Walter de la Mare,而是Walter Pater。佩特的名著《文艺复兴》中最有名的段落就是关于《蒙纳·丽萨》的。原文为:She is older than the rocks among which she sits; like the vampire, she has been dead many times, and learned the secrets of the grave; and has been a diver in deep seas…大意是说:她比她身坐其中的岩石还要古老;像吸血鬼似的,她已死过多次,谙熟死亡的秘密;且曾潜入深海……还是那句话,她说是记不清就是记不清。

13 “《红楼圆梦》” 《中国人的宗教》:“像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红楼圆梦》里就做了城隍。”林如海做城隍一事,不在《红楼圆梦》(临鹤山人著)里,而是在《增补红楼梦》(嫏嬛山樵著)中。看来张爱玲读了太多《红楼梦》续书,把它们搅到一处去了。她年纪还小的时侯就自编了五回《摩登红楼梦》,当然不是没有借鉴的。

14 “《笑林广记》” 《谈吃与画饼充饥》:“我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至少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总错不了。回去发现陈得其硬如铁,像块大圆石头,切都切不动,使我想起《笑林广记》里(是煮石疗饥的苦行僧?)‘烧也烧不烂,煮也煮不烂,急得小和尚一头汗’。”我没查出这话的出处,不过《笑林广记》从头翻到尾并无这一句,相近的都没有。听起来像是儿歌童谣里的,不似笑话。

三、情节错误

15 “被单” 《私语》:“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九尾龟》第五十四回“拍马屁流氓讨好抱春愁侠客传书”里是这么写的:“程小姐把楼窗开了两扇月光之下,已看见春树立在船头,秋谷立在春树身后。船头上叠了一张茶几,茶几上边又叠了两张椅子,就和楼窗的高低差得不多,只低了四五尺光景。程小姐见他们已经预备,满心欢喜,放大了胆,把两条绉纱腰带接做一条,一头系在自己腰间,一头系在楼窗柱上,系得十分结实。”显然,不是“被单”,是“腰带”。“记得最清楚的”尚且如此,别的思过半矣。

16 “插青” 《谈看书》:“例如农忙的季节,成群到外乡‘插青’的农妇,偶尔也卖淫,当地大户人家临时要找个女人,她们公推一个少妇出来,她也‘俯首无语’。伙伴间这样公开,回去显然瞒不住,似乎家里也不会有问题,这在中国农村几乎不能想象,不知道是否还是明末兵燹,满清入关后重大破坏的结果。手边无书,可能引错。这又已经六七年了,也说不定都缠夹,‘姑妄言之’(纪昀的小标题之一)。”这个故事被张爱玲转述得面目全非,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原文为:“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人情渐薄,趋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有数人在静海之东,日暮后趁凉夜行,遥见一处有灯火,往就乞饮,至则门庭华焕,僮仆皆鲜衣,堂上张灯设乐,似乎燕宾。遥望三贵人据榻坐,方进酒行炙,众陈投止意,阍者为白,主人颔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嘱。阍者出,引一媪悄语曰:此去城市稍远,仓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每人赠百金,其余亦各有犒赏。媪为通词,犒赏当加倍。媪密告众,众利得赀,怂恿幼妇应其请,遂引三人入,沐浴妆饰,更衣裙侍客。诸妇女皆置别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阖家皆灭烛就眠,诸妇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晓,比日高睡醒,则第宅人物,一无所睹,惟野草矪矪,一望无际而已。寻觅三妇,皆裸露在草间,所更衣裙已不见,惟旧衣抛十余步外,幸尚存。视所与金皆纸铤,疑为鬼,而饮食皆真物,又疑为狐,或地近海滨,蛟螭水怪所为欤?贪利失身,乃只博一饱,想其惘然相对,忆此一宵,亦大似邯郸枕上矣。先兄晴湖则曰:舞衫歌扇,仪态万方,弹指繁华,总随逝水,鸳鸯社散之日,茫茫回首,旧事皆空。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同一梦醒耳。岂但海市蜃楼,为顷刻幻景哉。”纪晓岚讲的本是鬼狐传说,张爱玲却当成社会现实,揉进自己的情感想象——“俯首无语”,读之如在目前,然而哪里来的?仍然是那句话,她说是“手边无书,可能引错”就是“手边无书,可能引错”。顺便还得指出,“纪昀的小标题之一”不是“姑妄言之”,而是“姑妄听之”;上面那则恰恰出自“卷十五姑妄听之一”。

17 “三宝四宝” 《谈看书》:“又有三宝四宝的故事:两家邻居相继生下一男一女,取名三宝四宝,从小订了婚,大家嘲笑他们是夫妻,也自视为夫妇。十三四岁的时候逃荒,路上被父母卖到同一个大户人家,看他们的名字以为是兄妹,乡下孩子也不敢多说。内外隔绝,后来四宝收房作妾,三宝抑郁而死。四宝听见这消息,才哭着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的婢媪,说一直还想有这么一天团聚,现在没指望了。长嚎几声,跳楼死了。转述这件新闻的人下评语说:‘异哉此婢,亦贞亦淫,不贞不淫。’惋惜她死得太晚。纪昀总算说他持论太严,不读书的人,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这段情节大体不差,不过三宝抑郁而死、四宝跳楼而亡的结局却不对。《阅微草堂笔记》的原文为:“董家庄佃户丁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赘曹宁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宝,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联名曰四宝,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数日耳。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结婚姻,三宝四宝又甚相爱,稍长,即跬步不离,小家不知别嫌疑,于二儿嬉戏时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妇也,二儿虽不知为何语,然闻之则已稔矣。七八岁外,稍稍解事,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岁屡歉,锦夫妇并殁,曹宁先流转至京师,贫不自存,质四宝于陈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为江南人。二牛继至,会郎中求馆僮,亦质三宝于其家,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郎中家法严,每笞四宝,三宝必暗泣,笞三宝,四宝亦然。郎中疑之,转质四宝于郑氏,或云即貂皮郑也,而逐三宝。三宝仍投旧媒媪,又引与一家为馆僮。久而微闻四宝所在,乃夤缘入郑氏家,数日后,得见四宝相持痛哭,时已十三四矣。郑氏怪之,则诡以兄妹相逢对,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遂不疑,然内外隔绝,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后岁稔,二牛曹宁并赴京赎子女,辗转寻访至郑氏,郑氏始知其本夫妇,意甚悯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馆师严某,讲学家也,不知古今事异,昌言排斥曰: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以去就力争,郑氏故良懦,二牛曹宁亦乡愚,闻违法罪重,皆慑而止。后四宝鬻为选人妾,不数月病卒,三宝发狂走出,莫知所终。或曰:四宝虽被迫胁去,然毁容哭泣,实未与选人共房帏,惜不知其详耳,果其如是,则是二人者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定非一瞑不视者矣。惟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觊觎四宝欲以自侍耳。若然,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矣。”可见,真正的结局是四宝病卒、三宝发狂,并非三宝抑郁而死、四宝跳楼而亡。另外,“异哉此婢,亦贞亦淫,不贞不淫”的判语究竟是谁下的?纪昀“说他持论太严”,又何得而见?“也说不定都缠夹”,作者预先就讲过的。

18 “丫头权充门墙桃李” 《银宫就学记》:“从前的士子很少有机会教授女学生,因此袁随园为人极度艳羡,因此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郑玄收丫头为女学生,不知典出哪里。《世说新语·文学》篇云:“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着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这恐怕是典型的“编造出来的逸事”——文人学士从《诗经》里挑出两句,再加进人物、场景组成的故事。是否如此,且不去管它,单看字面,郑玄家婢虽有学问,但并没说她们是被郑玄收做学生了的,耳濡目染、自己用功都可以增长学识。只从“郑玄家奴婢皆读书”怕是推导不出“郑康成穷极无聊只得把自己家里的丫头权充门墙桃李”罢?

四、张冠李戴

19 “阮小七”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因为中国从前没有‘不要君主’的观念,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清君侧。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虽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还是‘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歌词)。”这歌词不是阮小七的,而是阮小五的。事见《水浒传》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并火晁盖梁山小夺泊”:“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听得芦苇中间有人唱歌。众人且住了船听时,那歌道: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拔观察并众人听了,尽吃一惊。只见远远地一个人独棹一支小船儿,唱将来。有认得的指道:‘这个便是阮小五!’”

20 “匡超人” 《谈吃与画饼充饥》:“《儒林外史》我多年没看了,除了救了匡超人一命的一碗绿豆汤……”此条曾经森林的火焰小姐指出,那一碗绿豆汤不是匡超人喝的,而是落了牛浦的肚。《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发阴私诗人被打叹老景寡妇寻夫”里这样写的:“此时天气甚热,牛浦被剥了衣服,在日头下捆了半日,又受了粪窖子里熏蒸的热气,一到船上,就害起痢疾来。那痢疾又是禁口痢,里急后重,一天到晚都痢不清,只得坐在船尾上,两手抓着船板由他痾。痾到三四天,就象一个活鬼。身上打的又发疼,大腿在船沿坐成两条沟。只听得舱内客人悄悄商议道:‘这个人料想是不好了,如今还是趁他有口气送上去;若死了,就费力了。’那位黄客人不肯。他痾到第五天上,忽然鼻子里闻见一阵绿豆香,向船家道:‘我想口绿豆汤吃。’满船人都不肯。他说道:‘我自家要吃,我死了也无怨!’众人没奈何,只得拢了岸,买些绿豆来煮了一碗汤,与他吃过。肚里响了一阵,痾出一抛大屎,登时就好了,扒进舱来谢了众人,睡下安息。养了两天,渐渐复元。”“多年没看”,终究还是记错了。

21 “佟舅太太” 《谈吃与画饼充饥》:“《儿女英雄传》里聘礼有一只鹅。佟舅太太认为新郎抱着一只鹅“噶啊噶”的太滑稽。”认为滑稽的倒真不是岁数大的佟舅太太,而是何玉凤姑娘。《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七回“践前言助奁伸情谊复故态怯嫁作娇痴”里是这样写的:“屏门开处,先有两个十字披红的家人,一个手里捧着一彩坛酒,一个手里抱着一只鹅,用红绒扎着腿,捆得他噶噶的山叫。那后面便是新郎,蟒袍补服,缓步安祥进来。上了台阶,亲自接过那鹅、酒,安在供桌的左右厢,退下去,端恭肃敬的朝上行了两跪六叩礼。行着礼,舅太太在旁道:‘我替他二位说罢,吉期过近,也没得叫姑娘好好儿的作点儿针线,请亲家老爷、亲家太太耽待,姑爷包含罢!’公子答应着站起来,又回舅太太道:‘我父亲、母亲吩咐我,叫给舅母行礼,请舅母到厢房里头坐下受头。’把个舅太太乐得笑逐颜开,说道:‘还给我磕头呢,很好!你就这里给我磕罢,我没这些讲究。’……公子退出来,依然鼓乐前导回去。这奠雁之礼,诸位听书的自然明白,不用说书的表白。那何玉凤姑娘却是不曾经过,听了半日,心里纳闷道:‘怎么才来就走,也不给人碗茶喝呢?再说,弄只鹅噶啊噶的,又是个甚么讲究儿呢?’那里晓得这奠雁却是个古礼。”老人懂得古礼,何小姐“不曾经过”故不明白。《谈吃与画饼充饥》里记错的地方尤其多,许是张爱玲年纪大了,记性更差了。谁都有那一天,“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原刊于《无轨列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版)





潘伯鹰诗中的几个今典


潘伯鹰先生诗功深,腹笥广,其诗长于隶事,多有寄托,熔铸古典今典,有不易索解者。友人徐君晋如评《玄隐庐诗》,谓潘伯鹰“中年颇参庄释,心事渐归平淡,而世变愈亟,辄发以幽回要眇之诗。《哀箕封》之刺朝鲜战争、《鹦鹉》、《讲堂》之刺思想改造、《车驶篇》之刺民族资本家跳楼,诚能继《春秋》之业者也”,盖就其易晓者而言。按,《车驶篇》似因“三反五反”而发,不限于“民族资本家”,其中有“自经沟渎纷呜咽”之句,可知所咏尚含上吊投水者,非徒跳楼而已。又如集中《泖屋八首》之七有“钩党非牛李,王言涣马恩”两句,“马恩”与“牛李”并举,显系二姓氏。诸如此类,不烦缕举,今只就数首寓意稍隐晦而未经人道者,略作笺释,藉明风人之旨。

诅楚

洗研秋窗日影横,何来诅楚电传声。

云迷天远人难信,意诡辞诐事不明。

伪以弭争欺向戌,惧将解蔽罪孙卿。

神奸钩距无宁日,烈士区区只徇名。



《诅楚文》乃战国秦楚相争时秦王诅咒楚国败亡之文,潘伯鹰这首《诅楚》作于1950年秋,所咏之事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海外敌对势力的对华广播,缩小一点范围,应该就是“美国之音”。

1950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出通讯《粉碎“美国之音”》,引《东北日报》“答读者问”内容,指出:“‘美国之音’是美帝整个侵略机构中不可分的一部分,是世界上最大的谣言公司,专门利用电波来传播各种谣言……我们国家中还有极少一部分人时常收听‘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并常成为特务匪徒传播谣言的根据。为了粉碎‘美国之音’的反动宣传,在报纸上进行适当的揭发性的宣传,形成一种不收听‘美国之音’的道义的压力,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1950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国营十七棉纺厂萧达荣的自述文章《对反动造谣的“美国之音”今后决心不再收听》,文中提道:“我在过去因为听信了别人的传说:‘美国之音有许多战事消息要比报纸上来得快些。’便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开始听起来,觉得果然‘不错’。譬如前几天报上还没有登出美帝在朝鲜吃败仗,‘美国之音’里却早就报道出来了。有意无意之中,也就把听到的‘消息’转告别人,表示自己有‘先见之明’、‘消息灵通’,不知不觉中在客观上做了一个敌人宣传的俘虏。”可见“美国之音”在当时群众中的影响。

向戌是春秋时宋大夫,据《左传》记载,他发起“弭兵”倡议,也就是主张和平休兵。孙卿,即荀子,《荀子》中有《解蔽》篇,这里的“解蔽”,只是取字面意义,即解除蒙蔽。诗人对广播中的内容将信将疑,一方面不相信其中宣扬的消除纷争、争取和平的论调,另一方面又疑心其中有些信息或许是有事实依据的。神奸,害人之妖物;钩距,辗转推问,究得情实。“神奸钩距”这里似指与间谍特务的斗争。“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语出《史记·伯夷列传》。

1950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上海公安局根据群众检举逮捕“美国之音”情报员》,称:“近来上海市谣言蜂起,追究其来源,除了一部分是美帝走狗蒋匪残余特务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外,还有一个来源,就是‘美国之音’……该犯周祚伟,二十八岁……最近本市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正在广泛展开,周犯竟胆敢利用收听‘美国之音’的材料,在群众中散布谣言,兴风作浪,替美帝国主义进行反动宣传。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火焰逐渐伸至我国边境,引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怒的时候,周犯更变本加厉,除了造谣污蔑等阴谋活动不遗余力外,并刺探我国防军事机密、政治经济措施及人民政府首长动态等情报供给美帝。周犯自供曾先后投递香港‘美国总领事馆’转‘美国之音’情报五封。在抄获的底稿中,周犯居然毫无人性的认贼作父,称颂美帝在朝鲜侵略军为‘联合国警察队’,谓美帝的侵略行为是目前的‘有效措置’。为谄媚帝国主义,更无耻地装腔作势请求美帝‘介绍’他加入‘联合国警察队’,为其‘效劳’。”《诅楚》末两句是否就此而发,不得而知。

余日所经之地有名曰邯郸路者辄写其状

马矢当阳炙驿亭,潢污杂草茁青青。

红尘白汗邯郸路,便欠黄粱梦也醒。



若只因路名邯郸,就联想起“邯郸一梦”的典故,此诗便无甚深意了。事实上,此诗载《玄隐庐诗》卷八,恰好排在《诅楚》、《哀箕封》之后,为1950年所作。

1950年,为消除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留下的政治遗迹,上海各区对以国民党要人和外国人名命名的路名进行了更改,如以蒋介石的字命名的“中正路”,分别改为延安路、瑞金路、石门路;以辛亥志士、青帮人物、蒋介石拜把兄弟陈其美的名字命名的“其美路”,改称四平路。当年,上海路名变动极大,而邯郸路正是在这时候改的名,之前它叫“魏德迈路”。魏德迈将军,1944年10月至1946年5月期间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此时“魏德迈路”之名显然不合时宜了,而改称邯郸路不过是一种偶然,诗人乃借此偶然之事发抒其沧桑之感。

白汗,即虚汗。后两句是说,目击政权的更迭、路名的变换,不禁让人冷汗直流,纵然没有熟的黄粱饭,邯郸大梦也该醒了。

长陵

特与平生慰苦辛,龙楼晚据俨如神。

卅年题作木居士,一昔漂还土偶人。

赗襚竟容忘敌体,攀号争欲效家臣。

无谁更道丰西事,都羡长陵草色新。



长陵,即汉高祖刘邦之陵墓。长陵远在陕西,而潘伯鹰1949年后根本不曾到过西部,此诗非凭吊怀古之作甚明。《长陵》载《玄隐庐诗》卷九,之前一首诗为《壬辰七月以微疴谒告斋居》,壬辰即1952年,则《长陵》为1952年以后作。

按此诗实为斯大林逝世而作,以刘邦代斯大林。1953年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3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致哀;致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全国县以上行政地区一律于3月9日举行追悼大会。期间,全国大、中学的学生、职工、干部、军人全都统一左臂戴黑纱。中国国内到处设立灵堂。3月9日,首都各界六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斯大林大会。当日,天安门正门悬挂斯大林巨幅遗像,上方悬大字条幅,曰“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长陵》中“龙楼晚据俨如神”一句写的正是此情景。

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从1924年列宁逝世后全面执政,至1953年,约数为30年,故谓“卅年题作木居士”。木居士,即木刻神像,韩愈《题木居士二首·其一》道:“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这里指斯大林生前备受尊崇膜拜。土偶人,用《战国策》典,“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这里指斯大林的遗体。赗襚,即馈赠死者的车马衣衾;敌体,即同等地位。此句谓中方悼念斯大林仪式规格之高到了异常的程度。丰西,似指刘邦于丰西泽斩蛇事,《史记·高祖本纪》中老妪谓“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



天安门正门悬斯大林巨幅遗像

青史

青史谁言字不磨,盖棺掀倒大风歌。

不堪持问高皇帝,地下宁夸仲孰多。



《青史》载《玄隐庐诗》卷九,隔两题之前有一首《丙申正月友人约赴北京》,丙申即1956年,卷九乃壬辰至丙申所作,则《青史》必作于1956年。

诗中所谓“大风歌”、“高皇帝”,仍就汉高祖刘邦而言,此处亦以刘邦代斯大林。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青史》第二句“盖棺掀倒大风歌”即指此。“仲孰多”,隐括《史记·高祖本纪》“某业所就,孰与仲多”一语,是刘邦得天下后,以质问的口吻向其父矜夸所得家业比其兄大得多。后两句是说,斯大林死后既被否定,恐怕在地底下就没有夸说自己功业的资本了。

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一事,在中国迅速传开,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很大,陈寅恪为此写了《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一诗,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引《顾准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作为知识分子对此事件反应的例证,可以参看。潘伯鹰此诗亦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例子。

《玄隐庐诗》卷九,《丙申正月友人约赴北京》之后紧跟着为《游仙诗十首》。近代诗人每以游仙诗咏政治时事,钱仲联、程千帆皆有此类作品,这里的《游仙诗十首》似同样因政治局势而发,惟其辞迷离惝恍,不易确定所指为何。不过,第四首“尸解何妨入玉棺,诸天一霎惨无欢。云窗星阁通宵寂,缟袂玄裳特地寒”,可以确认是指斯大林逝世。斯大林入殓是入水晶棺,故称“入玉棺”。

《玄隐庐诗》中今典固不若《陈寅恪诗集》之多,然可堪玩味者亦复不少,以上所举不过其荦荦大者,余者尚有待乎通人。





赵园的新变化


作为赵园“易代之际”研究的起点,1999年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在几个方面确立了她其后著述的基本特征:从材料上说,注重“一家一家地阅读文集”;从旨趣上说,关心微妙幽隐之处,不放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从方法上说,打破文史悬隔,消弭思想与情境的距离;从行文上说,剪裁精细,运思绵密,论断剀切。2009年的《想象与叙述》一书,一方面延续了赵园此前著作的部分主题和一些长处,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显著的拓展与变化。

《想象与叙述》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三篇文字:论述甲申明亡的《那一个历史瞬间》、以祁彪佳事迹为核心的《废园与芜城》以及论述遗民处境与心态的《忠义与遗民的故事》,或可称之为“叙述部分”。第二部分包括《想象与叙述》、《再说想象与叙述》两篇,是对“明清之际”、“元明之际”这个“之际”的方法论省思,或可称之为“想象部分”。第三部分为占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附录及后记,是作者治学反思与心得的结穴,也是方法论省思的延伸。

先说“不变”。首先,以士大夫为中心的“明清之际”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其次,“叙述部分”的章节题目《南—北》、《遗民—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南北》、《时间中的遗民现象》等章节,这种在更大时空范围内思考的习惯似未改变。

“变”,约略言之,有如下数端:

第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素材主要是明清之际的各家文集,《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稍有扩大,加入了各种《经世文编》,但总的看来,研读的范围相当清晰。赵园在《想象与叙述》自序中说:“前此,我关于明清之际的论述主要凭借文集,明清间的野史,近人的叙事史学的著作,写作本书时才集中地阅读。”大量引用野史与近人著述,正是作者素材变化最突出的地方。《再说想象与叙述》一篇,思考轸域更延至“元明之际”,相关元史著作进入作者的视野,也相当引人注目。

第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皆为单纯的研究著作,以对象为优先,《想象与叙述》侧重理论尝试,作者主体凸显。赵园在自序中称:“这本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由具体的研究课题中抽身,考虑一些诸如‘方法’之类的问题,也借此反身回顾,将曾经的‘研究’作为考察、批评的对象……”事实上,无论是“叙述部分”还是“想象部分”,《想象与叙述》整部书都为理论思考所浸透,叙述之所以值得叙述,乃因它在想象中回翔徘徊,而所想象的也无非是能否叙述、如何叙述。若以为作者只是要讲几段明清故事,则于作者心事隔膜太甚。

第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许多章节的写作,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挥洒自如”,兴会所至,文笔奔逸,惟偶尔尚有锤炼不足之病。《制度·言论·心态》一书,除最精彩的《谈兵》一章外,未免予人材料堆垛、文气凝滞之感,应该与作者自己所说的“惫”或“力不从心”的状态不无关系。到了《想象与叙述》,心态突然松弛,加上“有‘演讲录’的设想在前”,遣词从容渊懿,论析鞭辟入里,不再引述大段大段的古代史料,文气忽获解放。就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想象与叙述》不仅是赵园从事“明清之际”研究以来的四部著作(其中包括《易堂寻踪》这本小册子)里面文笔最畅达的一部,即令在当今文史研究领域,这样流丽、典雅的学术语言也是罕觏的。



《想象与叙述》是一部发明极多、益人神智的好书。因为警辟之处太多,不能缕述,下面只把一些在我看来值得思想史研究者注意的论断略作提点。

就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京城陷落“那一个历史瞬间”,赵园指出:“任一‘瞬间’都有弹性……如若确定北京为震中,则有震幅,有震感的传递……不妨先来想象震动之波自北而南的传递。历史想象的空间伸展,固然赖有‘史料’的支持,也要凭借对时、空的敏感与想象力。由理论上说,在将三月十九日作为坐标上的定点之后,有可能将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个人对事件的反应搜集、排列,据此绘出震波。”赵园敏锐地看到,历史事件对历史中的人的影响在时空上有其异于今天我们惯常体验到的一面。这一观察角度,或者说这种“想象力”,在别的历史时空中也一样有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察角度的获得,必然源自更高的立足点。严耕望的名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不就是一种“思想的地理学”吗?而事件的时空震波图,画出的正是心灵活动的等高线。

在明清之际,各种军事力量起伏消长,角色繁杂,品类混淆。赵园指出:“其实‘义军’、‘群盗’无从分别,无论宋末、明末,无不如此……‘跋扈将军’所部的乱兵(明军),行径就往往无异于寇、盗……死于乱兵抑乱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此一时,彼一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倒戈反水,瞬息万变,不能不使得身份、角色界线模糊不清。”

还有在我看来非常深刻的“当面之敌”的提法。赵园指出:“易代中士大夫最当面之敌,不能不是那些识面或不识面的奴仆佃客;较之远敌,这当面的‘反叛’无疑更有冲击力与破坏性。这也有可能是他们所经历的更切身的‘易代’。”赵园引述黄淳耀所谓“仆坐堂上,饮啖自若,主跪堂下,搏颡呼号”,引述杜濬所述僮仆叛去、窜入兵籍后“不数日,立马主人门,举鞭指画,放言无忌,以明得意。甚者拔刀斫庭柱,叫呼索酒食,不得则恣意大骂,极快畅,然后驰去”,都有使人震骇的效果。赵园紧接着补充道:“尽管饱受了惊吓,当着写这种文字时,杜氏显然已恢复了优越感以至幽默感,语含揶揄——正是一个主人的态度。”很可见出作者的文字敏感。

“兵匪无别”与“奴主易位”,绝非历史工作者感到陌生的现象,然而,正如赵园强调的那样,她关注的是“士大夫的经验与反应”。“‘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感觉,无疑被发生于个人生活中的碎裂,大大地加强了,那里有混茫一片的家国身世之感”。赵园拈出的这些现象,对真切把握易代之际的士大夫感受至关重要,而它们在通常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框架中往往找不到位置。《书城》杂志2010年1月号刊出赵园的访谈录,她提道:“我曾经强调过由史学中得益,但在写《想象与叙述》时,却更愿意强调另一面,即我进入历史的‘文学研究者’的方式,文学研究对于我近二十年的学术工作的意义。有了这两个方面,才较为完整。‘明清之际’绝不冷门,你跟别人不同的,或许就是你对材料的感觉——别人不以为材料的,你作为了材料。背后隐隐地起作用的,就有得之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的那种训练。”在访谈中,赵园所表达的比她在书中所写的更直白、更自信。

《想象与叙述》一篇的理论思考胜义披纷,却难于归纳,大体上说,是主张“避免过于具体明确的‘站位’”,赞许“去熟悉化”、“无意图状态”,“换一种方式想象历史”,“目的并非在分解,证明所谓‘大叙事’的虚妄,而是探寻更复杂的‘历史逻辑’,更丰富的历史面貌”。《再说想象与叙述》审视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情境的微妙映照与纷繁勾连,立意甚高,文章所提示的复杂性也很值得思量。“附录二”所收《思想·材料·文体》、《视野、境界及其他》两篇“治学杂谈”,让人不禁想起《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余论(之一)》、《余论(之二)》:皆为精悍的文字,却似乎有意安排在不起眼的位置。“治学杂谈”循循善诱,极便初学,尤其是讲道理多(这些道理我几乎无不赞同),举实例少,可说是整部书中最无懈可击的两篇。当然,《思想·材料·文体》这题目是对应着“义理、考据、辞章”来的,作者的深意与雄心不可轻轻放过。



爱克曼的《歌德对话录》里记述两人谈论辛利希(Hinrichs)的《论古典悲剧的本质》一书,爱克曼向歌德表白道:“我觉得这本书妙不可言,没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启发我这么多的想法,可是也没有别的书像这本书那样使我常常陷入矛盾……在我看来,他的意图是极可钦佩的;他也决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但是他往往很厉害地迷失在细致的和内心的关系上,而且出以这种主观方式,结果他对这方面既失去对个别细目的真正见解,又失去对整体的概括认识,并且使人遇到这种情形:为了和他的想法一样,不得不勉强自己和曲解对象。我常常觉得,我的官能似乎过于粗糙,不足以体会他所区别的异常的微妙性。”

刚好,官能粗糙的我也觉得《想象与叙述》“妙不可言,没有别的书像这本书一样启发我这么多的想法”,然而,虽远不若爱克曼所言之甚,但他描述的那些感觉也或多或少出现在我阅读此书的过程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以文集为素材,对赵园来说,是最有利、最稳妥的决定。一方面,文本阅读的能力得以发挥,另一方面,范围窄,论述的有效性有保证。《想象与叙述》一下子将素材扩大到“明清间的野史”和“近人的叙事史学”,不唯数量加多,性质也显著变化。很明显,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赵园进入的是她虽不陌生但毕竟并非本行的史学领域,而史学自身的规范、方法终究与文学的规范、方法有较大区别。尤其是赵园在《想象与叙述》一文末尾评骘谢国桢《南明史略》、司徒琳、南炳文、顾诚《南明史》、樊树志《晚明史》、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诸书,标准是否统一、方式是否得宜,论争的余地似乎还很大。赵园长于观点的折中去取,对叙说的语言特征极其敏感,这都是大可赞佩的,不过,很难因此认为赵园对明清之际历史有一深入、可靠的整体认识。因此,读《想象与叙述》常让人感觉作者尽管对近人史著时有赞弹,然实依违其间,缺乏基于史实的个人见解。虽然历史认识离不开叙述,但叙述毕竟不是历史认识的全部。

有时,赵园像是拿着放大镜走进花园,刚走两步,就被身旁的奇葩异卉吸引住了,忍不住端起放大镜端详。凭借文字方面的敏感,她的确常能在字缝里读出字来,但归纳、总结的过程并非总能保持严谨。这里只举一个跟《明季奴变考》有关的小例子。

《那一个历史瞬间》中写道:“1930年代已降对‘农战’、‘民变’、‘奴变’的研究,与同一时期进行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与其时推广中的革命意识形态,自然有着呼应……谢国桢自说他考察明末奴变所带的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即‘奴变和索卖身契的事,是不是民族阶级的运动’(《明季奴变考》,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第210页)。在当时,农战、民变、奴变,被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进步’的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谢氏此篇所说的‘农民军起来了,农民翻了身,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同上,第224页)。‘翻身’、‘当家作主人’,或许在当时还陌生而新鲜,却正是稍后流行的说法。”作者看出“翻身”、“当家作主人”之类字眼儿的异样,的确相当敏锐。不过,她似乎一直没注意到,其所引据的1982年中华书局修订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从正文到附录,增改之处甚多,已非20世纪30年代之旧貌。赵园拈出的“翻身”、“当家作主人”云云,恰恰是20世纪80年代修订时新加上去的,为1932年《清华学报》本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4年初版本所无。“或许在当时还陌生而新鲜”的推断,也就没了着落,因为当时实并无此语。其实,若细读过修订版《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发现其异于旧貌,还是很容易的,比如原来的一句“‘党’与‘社’是在吾国近古,政治上和社会上是很要紧的一种运动,与国民党的发生很有关系”,到了1982年修订版中,“国民党”三字就变成了“辛亥旧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这总不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的词语罢。

为证实自己的说法,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稍嫌自由,《再说想象与叙述》多次引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不无割裂上下文之处。另外,似不甚注重史料的原始出处,如第208页引《元史纪事本末》“(刘)福通遣(周)全攻洛阳,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福通杀之”云云,实际上,这段文字几乎原样袭自《元史·顺帝本纪》。《纪事本末》之属,读之则可,焉能据为典要?

作者对同行的相关研究著作似不甚措意。《那一个历史瞬间》里虽借助樊树志《晚明史》提到了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明亡消息传播情形的研究,但显然并不知道此文已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十七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一书。这篇题为《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北京情报》的文章与赵园的“震波”提法关系实极密切,而岸本氏的研究又素以细密著称。探讨“奴变”时,未见作者引及佐伯有一的《明末董氏之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一文。当然,参考文献之必有或可无,本没有一定之规,而我在此之所以提到这两篇,是因为岸本氏、佐伯氏都是有深湛之思的优秀学者,在理论思考方面恐不比赵园逊色。不参考此类文章,终究可惜。《再说想象与叙述》屡引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一书,却似乎不知与其题旨关系最大的萧氏著述实为《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一文。此外,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皆为近年明遗民研究的一流著作,《想象与叙述》亦未列入征引书目,是认为与自己的研究无关,还是根本未曾参考,颇费猜疑。

以上吹求,似有过苛之嫌,然而《想象与叙述》这样精金美玉似的佳作,或许能容许钦赏者的善意挑剔罢。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4月4日号)





杨念群的新境


一

成名已久的学者转换学术领域,勇气恐怕不亚于旧时女人改嫁,而对这一转换作评价,想要得体合宜、恰如其分,总是很难,因为一切都不过是新的可能性的崭露而已。杨念群在《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何处是“江南”?》)的后记中剖白:“我深知,作为长期从事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人,贸然进入前清史(“前清史”指的应该是清前期史——引者注)的研究领域无疑会冒着难出新意的危险……我的理解是,对前清史之研究,不但要注意稀有新史料的发现,更应注重对传统文本的重新释读。本书的写作所依据的文本基本都是前人利用过或多少有所涉及的史料……故在‘发现’这个层次上实不指望有所突破……”(第407页)这里所说,不可仅仅视为谦辞,而应看作一种事实的客观描述。

杨念群上一部著作《再造“病人”》的一大特点,可以称作对“去政治化”的反动,即将国家政治元素重新引入社会史的研究,尽管研究对象发生了极大变化,《何处是“江南”?》所做的工作以及其成功的地方依然在这里。后记中说,“本书的目的是把‘士’重新置入政治的复杂纠葛关系中考察其现实的处境”(第408页),这一关怀在书中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的。简单来讲,《何处是“江南”?》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述、分析了江南地区的士人在康、雍、乾三朝历经的思想统制、被动接受或主动参与构造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从分类上看,《何处是“江南”?》主要属于思想史领域,而从趋向上看,作者的政治关怀特别鲜明,这就使得《何处是“江南”?》区别于惯常的思想史著作,如我们首先会想到的赵园对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

尽管全书主题不离“士林”,可《何处是“江南”?》真正的主角(或者至少是最抢戏的配角),倒似乎是几位帝王,尤其是康熙帝和乾隆帝。在经筵会讲中,康熙帝这个学生反当起了先生,“帝王和讲官的角色就被彻底地颠倒过来”,“经筵讲官不但失去了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权”,而且“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帝王意识和思想的修正补充者,而不是思想灌输者”(第98页)。汤斌之流的谀谄倾倒之态足令士林蒙羞。乾隆帝借纂辑《四库全书》之名行禁毁“政治反动书籍”之实,在这一过程中,皇帝与负责行事的官员之间展开博弈,杨念群都作了饶有趣味的叙述。

实际上,杨念群的自觉意识是极清晰的,他明确提出“把帝王政治的视角重新带回士林世界”,这与《再造“病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这一取径“一则可以避免近期海外研究中过于自恋地把中国士阶层历史看作是超越现实的自足性存在;二则也可避免仅仅把政治简单理解为压迫士阶层思想自由的一个外在符号。从而真正从互渗互动的角度观察清朝正统合法性建立的意义。”(第307—308页)他指出的这第一点针对的其实是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是强调士人的超越性、强调清代考据学昌盛有其“内在理路”的这一类思想倾向。杨念群甚至在书中宣称:“考据学的出现恰恰是皇权有意规划的结果……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考据学产生的意义,反而强调‘思想’的独特性,就等于刻意回避清廷政治控制严酷而又富于高超技巧的历史事实。”(第408—409页)我并不赞成将清代考据学勃兴的事实归因于某一单一的因素,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既有其学术背景又有其政治、社会背景,但杨念群提出的这一思考路向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余英时先生的老师钱穆先生尝谓:“晚明诸遗老的史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理学……他们要用史学来救世教人,现在则世已太平……一切有满州皇帝作主,不用操心,操心反而惹祸殃,晚明诸遗老一片史学心情到此无可寄托。心情变了,学术如何能不变?……这些有些像魏晋王弼何晏讲儒学,阮籍嵇康讲老庄,全是没气力,由外面诱导摆布,并非内部激发推动,晚明诸遗老的史学,于是到清儒手里便变成一种专尚考据的经学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东大版第3页)余英时先生并未守师说。

杨念群指出的第二点意在强调不可忽略“士林与帝王的合谋关系”(第396页),他认为章学诚史学理论中的部分元素迎合了统治者的思想统制意图,尽管我对此尚不能不有所保留,但正如余英时、增井经夫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章学诚的学说的确带有国权主义特征,是一种“当代政治肯定论”,是“拥护清朝支配体制”的。(参考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第89页,第207页)杨念群对章学诚的阐释不无过度之处,不过,针对清前期士人的自我阉割、自我审查、自我洗脑现象,目前学者的研究还很不够,杨念群能拈出此一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在后记中自陈“不敢说是借古喻今,但确有批判当代文化现状的深意在”(第409页),读者幸勿轻忽。

二

《何处是“江南”?》一书论述精彩之处虽不少,然就整体而言,编校、撰写都嫌粗糙。下面由小及大,将书中存在的疏失举例言之。

书名讹误。第248页、第255—259页注释将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书名六次误写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书名总共九个字,错了三个。第364、365页注释将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书名两次误写为《明清士大夫研究》。这两个书名在书内其他地方出现过,并不误,只能说明注释编校不用心。事实上,《何处是“江南”?》注释草率处颇多,下文还会提及。

引文舛漏。第126页引唐甄《潜书》,“二十三代之编籍,阏塞其心”,漏掉“代”字;第336页引章学诚《文史通义》,“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岂”讹为“空”。书中错别字不少,作者阐述部分不去管了,引文部分出错,相对不易发现,故列出。

人名错误。第361页,将诗人陈恭尹的名字两次写作“陈恭伊”。按说形近致误,在印刷上是太多了,不过,书中这一部分前此曾在《新史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上发表过,当时就已错了,这恐怕就不是印刷的问题,而是作者原稿的问题了。

断句错误。第136页引用《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引文作“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赏为君所制,不得不然……”正确的断法应该是: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赏为君所制,不得不然……第137页再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引文作“……而君臣行义之道几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谐臣媚子,辄以二心大逆律之……”后面正确的断法应该是:其有言及“去”字者,谐臣媚子辄以二心大逆律之……两段引文不仅断句错了,注释中谓皆出自“卷一四”,居然也是错的,实际上分别出自卷六、卷三十七。就鄙人闻见所及,引过《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相关段落的学者,前如钱穆、谢国桢,后如赵园、熊秉真、董平,没有人点破句,也没有人误标卷数。不过,无论如何,作者欲“采铜于山”的用心还是好的。

常识错误。作者写道:“……当年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宋亡后,把满纸悲愤之语的《心史》一书深藏于井底,至清初才被发现。”(第24页)又谓:“南宋灭亡之后,据说有一位士人把他书写亡国之恨的书稿用铁匣子装起来,藏在一座庙的井底,直到清初才被发现。”(第246页)按,铁函《心史》被发现,是崇祯十年的事情,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还有将近七年时间,总不好就说是“清初”罢。作者谈吕留良钻研八股、评选时文,用了一个小标题,叫《“选学妖孽”的多重身份》(第141页)。按,“选学”指的是以《昭明文选》为核心的辞章之学,与八股选家没有任何关系,舒芜先生还曾特别就此写过一篇短文,可能作者没有看过。

文本误读。第135页,作者引《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的《答张菊人书》(按:注释漏“书”字),称:



留良崇朱是在易代之际纷乱滋扰的世界里,把“朱学”当作修炼身心的学问来加以信仰的,心境自然与康熙帝不同。他讲到朱子之学被冷遇时,其语调颇显得无奈苍凉,自述“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他说搜罗宋书的原因是“宋人久为世所厌薄,即有好事者亦捡(按:原书作“拣”)庙烧香已耳,再经变故,其澌灭尽绝,必自宋人书始”,目的是“以破天下宋腐之说之谬,庶几因此而求宋人之全”。



粗略读之,似乎没什么毛病。让我们看看《答张菊人书》较完整的上下文是如何的:



自来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目前略备,因念其为物,难聚而易散,又宋人久为世所厌薄,即有好事者亦拣庙烧香已耳,再经变故,其澌灭尽绝,必自宋人书始……因与孟举叔侄购求选刊,以发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说之谬,庶几因此而求宋人之全。盖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系乎诗也。又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



读者想必都知道,吕留良曾参与纂辑《宋诗钞》,这部书是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三人编选的。吴之振,字孟举,就是《答张菊人书》中提到的吴孟举,而吴自牧就是他的侄子。有了这个背景知识,自不难明白,吕留良“与孟举叔侄购求选刊”的“宋人书”其实是宋代诗集,而不是宋儒理学书。“人遂以某为宗宋诗”更已明白点出这一点。《答张菊人书》后文还说:“又闻许示茶山、紫薇、斜川诸集,梦中时乐道之。今读手教,更知其详,如《江西诗派》一书,某求之十余年而未得者也。”谈的也是曾几、张嵲、苏过等人的诗文集以及宋诗理论著作,与“朱子之学”何涉?作者看到“宋人书”三字便浮想联翩,实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三

有时,书中证据贫弱、推论草率的程度,让人感到惊异。比如关于《四库全书》的纂辑,杨念群说:“对古人文辞简严的欣赏背后其实蕴藏着一个理念,那就是文人的书写应克制私意的发挥,而尽量保持古代圣人思想的原意。这恐怕并非实斋一个人的想法,而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清初士人的共识。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士人会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第325页)我们试一步步玩味其文意,抽绎其逻辑:“对古人文辞简严的欣赏”怎么就过渡到“克制私意的发挥”上来了呢?表达的是“私意”就不能“文辞简严”了吗?一个是风格的问题,一个是内容的问题,如何搅到一起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且不管章学诚是不是真有杨念群总结出的这一“理念”,就算他有此想法,那么这想法又怎么“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清初士人的共识”了呢?这一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又有哪些证据支持?再往下,更讲不通了,“那么多士人”“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这本身就与常识相悖:《四库全书》的修纂完全是官方行为,参与修纂的近四百位官员都是奉旨任职,哪里有什么“自觉”行为?像章学诚这样的士子倒是想“自觉参与”,可他有“参与”的资格吗?按杨念群的讲法,倒好像是许多士人就因为相信“书写应克制私意的发挥”(真正相信与否暂且不论),便“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了,无须因果推理,这一步跨得何其豪迈。

在同一页,杨念群又说:“在朱筠这个小圈子里,或者章学诚的更广大的朋友圈子里,不少人后来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四库全书》的修纂活动,说明其编纂主旨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赞同。……一些藏书家如周永年、程晋芳直接参与《四库》修纂的行动,不妨可以理解为他们同时认可了《四库全书》编纂中征访遗书和搜禁违碍书籍的双重理念。”如前所说,《四库全书》的修纂是一种官方行为,参与修纂者的行动至少在客观上属于职务行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主旨”(且不管这所谓主旨的性质究竟为何)是否得到参与者的赞同不能只凭他们参与了工作这一事实来证明,因为他们完全可能是在违心、抵触或漠然的状态下完成工作的,内心赞同与否,尚须从别的方面来证实。再往下看,且不管“不妨”、“可以”并置其实是病句,单看其内容,周永年、程晋芳参与了《四库》修纂,怎么就能证明他们“认可了《四库全书》编纂中征访遗书和搜禁违碍书籍的双重理念”呢?一种理念还不算,还得是“双重”的,他们如何认可了?证据何在?杨念群在这里将周永年、程晋芳轻描淡写地称为“藏书家”,倒好像他们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的藏书为《四库》修纂作了什么贡献似的,事实上,周永年、程晋芳是同年进士,都是为官两年后受人举荐才入四库馆的,他们的私人藏书也与《四库》修纂毫无关系,他们受命参与《四库》修纂属于职务行为,如何能够因此就认定他们认可《四库》的所谓理念,还是“双重”的?具体说来,周永年对《四库》修纂诚有“倡导之功”且勤于辑佚,谓之认同“征访遗书”则可,然而对“搜禁违碍书籍”这一条,哪里可以找到证据说他是支持、认可的?退一万步说,他们纵有此想法,也需另外举证,岂可因为客观上受命就认为他们一定主观上认可?

如此不厌其烦反复拆解,无非是因为《何处是“江南”?》中与上述引文类似的立论鲁莽轻率处着实不少。第一、二章,除了最后的《从“经筵会讲”看“士”“君”教化角色之逆转》一小节颇见巧思外,整体上写作似有匆促之嫌,有些引文未经细致的组织、引申,显得生硬突兀。第一章《“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拈出的关键词“残山剩水”,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关键词,因为在当时,这不过是现成的熟词套语而已。所谓关键词,并不是大家都用而且用得多,就“关键”了,思想史学者眼中的关键词是要讲求其思想内涵的。第五、六章申说所谓“文质之辨”,一方面固然是承袭赵园在《制度·言论·心态》第七章中探讨过的旧话题(赵园第七章题为《文质》),另一方面却对“文质”这一概念外延始终缺乏准确把握,将“文质”扩大到政治、风俗的层面上,甚至与“文明/野蛮”、“奢华/俭素”的对立简单混同起来。从这些地方都不难看出作者在概念的选取、运用上未免粗放。

多年前,杨念群曾在《中层理论》一书的自序中表示,希望改变“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习惯于置解释创新的思考于不顾,标榜以‘求真’为天职,遏制想像,埋首钩沉之术,使史学渐趋琐碎和平庸,或者成为尼采嘲谑的泥瓦匠式的史家”。这一态度,我们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我们同时也不能不说,“求真”终为史家天职,太过狂放的想像,该遏制还是要遏制。“只拉车不看路”不行,光顾着抬头看方向,车子陷入泥淖而不知,恐怕也是不行的。杨念群在《中层理论》自序也批评说,“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这另一方向的偏颇,较之“琐碎和平庸”的“泥瓦匠式”史学,未必就胜出许多,因为盖房子光有设计师还不够,总得有泥瓦匠才行,差别只在于,好泥瓦匠常有,好设计师不常有。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9月26日号)





史景迁与延异的历史


自光绪末年《大义觉迷录》一书为激进的“排满”革命者所发掘,重见天日以来,曾静逆案及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大致始末,可以说已没有多少秘密可言了。上世纪20年代,孟森撰写《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后收入有名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一书),引用《大义觉迷录》处甚多。从该文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对这份史料的运用已达到怎样一种水平。1983年,《大义觉迷录》被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资料》第四辑。这次重印使得它的读者群空前扩大,再加上黄裳(《榆下杂说》)、金性尧(《清代笔祸录》及其改订本《土中录》)等文人发表了一些现在看来未免显得有些散漫的短评,于是乎,《大义觉迷录》和跟它相关的那些故事、人物,至少在学术圈里成了一种常识。当然,它的“知名度”疾速上升,是拜关注度与收视率几乎一样高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所赐,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大义觉迷”谈》最终在这本身世离奇的书的传播史上画上了一个饱满的句号——如今,这本多半躺在折价书店里的小书,怕是正等着刚读完史景迁新作《皇帝与秀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原著题为Treason by the Book,意即“以书叛逆”)的读者们前去“发掘”。

其实,一个疑问已经很自然地从我们的心底浮上来了:既然我们对《大义觉迷录》和跟它相关的那些故事、人物早就有了相当的了解,那么,史景迁又能给我们抖搂出多少新东西呢?答案也许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什么新东西也没抖搂出来;可是换一个角度,你也可以说,他终究是抖搂出一点新东西来了。

先说为什么他没有新东西。假如你服膺傅斯年的看法,赞同“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方法导论》),那你或许不会给予史景迁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尽管史景迁在驱使史料方面已相当娴熟,也利用了《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等原始材料,但他毕竟没有在现有学者已大范围探讨过的史料之外再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即便认可《皇帝与秀才》征引文献频率之高已与一般学术性论著不相上下,可我们也不能忘了:史景迁征引的范围,其实是所谓“题中当有之义”——设使有人让你来写一部三百页的讲雍正、曾静、吕留良的著作,恐怕你也想得到史景迁使用的那些书。在《皇帝与秀才》中,对史料的拓展、辨析、比勘、考索也基本上付诸阙如。史景迁对所有材料几乎一视同仁地信任,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似乎不是对它们加以谛视甄别,而是加以贯串排比。

书末所附的参考书目,开列了大量学术论著,可我们多少有些疑心,史景迁对它们重视和熟悉的程度究竟有多高。例如,书目中列上了王锺翰先生的文章《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和沈原女士的文章《“阿其那”“塞思黑”考释》,可是在《皇帝与秀才》书中,史景迁依然将雍正这两位皇弟的名字的寓意解释成“肥如猪”、“贱如狗”,就好像王、沈二位的意见不值一哂似的。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在1943年所撰《北朝胡姓考序》中早就指出:二名“世俗相传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指雍正帝——引者按)亦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这个小小的例子,没准儿能让我们窥见些什么,让我们摆正心态,不再以学者的尺度、而是以说故事人(Storyteller)的标准来衡量史景迁的作品。



卡莱尔讲过:“说到底,历史才是真正的诗。假如演绎得当的话,真实远比虚构有看头。”(History, after all, is the true poetry: Reality, if rightly interpreted, is grander than fiction.)虽然刻下不能征求史景迁的意见,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引卡莱尔为同调。他讲故事的才能跟技巧,已得到过太多的称誉,这里显然没有必要再洒香水。况且,史景迁终究没有给读者奉上鱼翅海参式的“十分材料”,那么我们要求他烧的这道“家常菜”可口些,怕也不算是特别苛刻罢——尽管据说最考厨子功夫的倒正是这类家常菜。

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来说,在重述一个事件之前,有一重要的抉择,须加以考虑。具体到史景迁这一案例,即须考虑:一方面,有没有充分的史料足以支撑起曾静案及吕留良案的历史还原;另一方面,这些史料的数量是否极其庞大,很难对其全貌加以鸟瞰,以至于大批材料将溢出历史写作者的掌控范围。应该说,史景迁在取材方面一直是相当精明的,《皇帝与秀才》一书尤其如此。不过,我们应该都记得,《王氏之死》在史料方面就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多亏史景迁充分挖掘地方志资料,藉以构建起王氏所处的历史空间。由于雍正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其有关的史料得到大量留存,阅读《皇帝与秀才》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相当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曾静、雍正以及满汉群臣在案发后的进退俯仰、言说举措甚至思想的蠢动、主意的变幻,往往能具体落实到某一天,编年史的细密程度已经与起居注不相上下。有了这一编年史的后盾,史景迁才可能将故事讲得那么流畅,而不需要借助多少想像来填补史实的虚空。同时,这起文字狱案毕竟牵涉不广,尤其是时间跨度不长,因此史景迁便有机会对相关史料作穷尽式的浏览,虽然最终的文字产品表明他对史料的深入程度是有限的。

实际上,一如既往,史景迁著作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既不是历史事件的跌宕演进,也不是历史背景的逼肖呈现,而是那些濒于消泯、如果不是史景迁前往打捞就很可能永远没入时光浊浪中的历史小人物的模糊身影。也就是说,最令我感兴趣的,不是雍正,不是李卫、岳锺琪,甚至不是曾静、张熙——因为毕竟他俩还是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其实,史景迁对于什么才是他最擅长的有着高度自觉,而我感兴趣的也恰恰是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在《皇帝与秀才》临近煞尾的时候,史景迁终于将灯光投射到他隐秘的关怀对象身上:“身穿紫色夹袄、头戴黑毡帽的冒牌进士王澍,谎话连篇的堪舆陈帝西,衡州同年桥畔的大胡子算命老道,义愤填膺的师爷唐孙镐,流戍南方烟瘴之地、沿途散布流言的太监,行旅江上窃窃私语的商客,听得太多、又散发揭帖为年羹尧和吕留良鸣不平的昆明药贩黄琳,四个在凉亭歇脚、说官话、穿马褂的旗人官爷,衣着破烂、一根扁担两个箩筐独闯大营的‘钦差大人’……”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将本来太过明了、太过真实的历史场域给弄得有些云遮雾罩了,有些够不着底了,在我看来,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历史还给历史了。

或许,这样一种历史悖论——我们愈深入地穷究历史,就愈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抗拒,发现它不可化约的盲点,听到它像蚊蚋一般在我们周遭发出不断嗡嗡却又什么都听不明白的声音——才是历史的迷人之处。或许,曾静案的调查本身就是一种悖论:雍正调动空前强大的国家机器,想要找到叛逆思想的源头,可是过程总在延宕,源头永远迷离。只要有上述那些在历史场景中乍隐乍现的小人物存在,起源就会不断“延异”下去。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皇帝与秀才》其实也是一种“自反”的写作:史景迁愈详尽地勾勒出一些东西的在场,就愈清楚地凸显出另一些东西的不在场,而那不在场倒有可能是他真正的关怀所在。



2002年,也就是史景迁《皇帝与秀才》英文原著出版的次年,台湾出版了温洽溢、吴家恒的中译本,题为《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的李奭学先生称赞译者之一温洽溢是翻译史景迁作品的诸人中“才情最高的一位,下笔直追史氏”。尽管该译本问世比《皇帝与秀才》早了两年多,但内地译者邱辛晔先生似乎并未参考过《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是从一个细节出发来下此判断的:《皇帝与秀才》“序幕”提到岳锺琪现任官职的称呼“陕川总督”,这是根据史景迁原文“Governor-general of the provinces of Shaanxi and Sichuan”直译的。然而,我们都知道,称“陕川总督”是不通的,习惯的叫法应该是“川陕总督”,而邱先生在这之前及之后也一直是译为“川陕总督”的。假如邱先生曾参考台译本,那么他本可以避免这样一次失误的,因为台译本此处并不错。

上文已经谈到,史景迁此书征引文献的频率相当高,这就苦了译者,因为引文还原的工作肯定是相当繁重的。而邱辛晔先生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假若我没有记错的话,整本书里没有一处引文是意译的,全都经过复原。另一方面,译者亦具有一定学养,每每以译注的方式对史景迁的记述和观点提出商榷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并非百分之百地可取。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邱辛晔先生似乎与当代学界相当隔膜。在正文前“致谢”短短的两段译文里,他译错的学者姓名、性别至少就达七处之多:

1.“张充和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家。他不仅为我提供了一份山西省文献中有关曾静一案之重要的早期文本……”按,译者因为不知道张充和是位女士,故错用“他”来称呼。原文里张充和的名字实作“Ch'ungho Chang Frankel”,后面加了她丈夫、汉学家傅汉思(Hans Frankel)的姓。

2.“我最初是从武恒先生的一篇论文中得见了雍正皇帝几幅身着道袍的肖像……”按,巫鸿(Wu Hung)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其论著近年引起广泛关注。

3.“经由陈若水教授的安排……”按,陈弱水先生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4.“刘忱云教授完全出于其发自内心的慷慨和文人相重的义气……”按,刘铮云先生是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

5.6.7.“全赖王艾林教授和档案专家郭修云和卢雨努的关照……”按,王瑷玲女士是台湾“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Kuo Hsiu-Hsia女士,我还不确定她是否叫“郭秀霞”,但她一定不叫“郭修云”,因为“Hsia”的发音与“云”差得十万八千里。吕郁女教授是台湾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主任。

译者在脚注中承认,上面提到的这些中文姓名皆为音译。可是,不晓得一般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看着巫鸿等著名学者的名字变成不伦不类的“武恒”等,实在觉得别扭极了。

整体而言,邱辛晔先生的译笔是流畅可喜的。然而他有一种与林琴南相近的脾气,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就是“他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林纾的翻译》)。篇幅所限,在此只引前言中的一句为例。

原文:In such a world-for instance, out in the hilly and isolated countryside of southeastern Hunan, in which much of the action initially took place-the emperor's court in Beijing was like the moon…

邱译:对于这样一个世界而言——例如本书所述大多数事件的发生之地为崇山峻岭环抱、与世隔绝的山村——北京的皇帝和宫廷恰如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真可谓天高皇帝远。

学过一点英语的读者想必都看得出来:“多小山丘陵”(hilly)跟“崇山峻岭环抱”完全是两码事,而曾静生活的那个小村子也绝非“与世隔绝”。译者好渲染,所以用的字眼就不能不大而重。另一方面,如果说“遥不可及”尚可根据月亮的比喻补足的话,那么“真可谓天高皇帝远”就完全是译者的创作了。当然,这样翻译倒也并不影响阅读,可是,我们须留一个心眼:这是译者添油加醋的作风,而不是史景迁朴实精练的文笔。实际上,更成问题的是,译者将这句话的关键元素“湖南省东南部”给漏掉未译,于是一个包含重要信息的简洁句子变成了一个塞满虚饰和滥调的空洞句子。

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俗语有所谓“翻译即叛逆”(Traduttore traditore)的讲法。那么,我们可以说《皇帝与秀才》的翻译也是“Treason by the Book”(以书叛逆)吗?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在今日之中国,如果《皇帝与秀才》这样的译作都算叛逆,那算得上忠诚的,恐怕就要形影相吊了。

(补记:温洽溢、吴家恒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现已在内地出版。)



(原刊于《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3日号)





史景迁的张岱


2007年秋季,史景迁写的张岱传记——《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在美国出版了。《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大众媒体陆续刊发了一些正面的评论,不过,很显然,史景迁的这部新著没能像他以前多数的作品那样畅销,也没能引起更多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的关注。《回到龙山》很可能是成名之后的史景迁写的得到反响最小的一本书了。

2007年10月26日号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登出宇文所安的长篇书评,书评以较委婉的方式对《回到龙山》提出了一点批评。宇文所安认为,在明季,像张岱这样试图修撰明史的文人为数众多,在官方垄断了档案资源的情况下,私人修史注定无用武之地,而史景迁将张岱的历史写作摆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似乎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在这一批评之下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分歧,这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文学研究者与历史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在文学研究者宇文所安看来,张岱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卓特的文人,而不是一个出色的史家,而在史学研究者史景迁的笔下,张岱的文学写作与历史写作并无轩轾之分。我们几乎可以说,在整本书中,史景迁并没有为张岱的文学成就留出特别的探讨空间,对他而言,张岱的文学作品、历史作品及其他类型的创作都只是供他镶嵌出张岱一生全景的马赛克而已。

尽管宇文所安在批评时所给出的理由并不很惬当,但他提示出的深层问题却是极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进而追问:如果不是因为张岱很好地写出了他的那些回忆,他的那些回忆还值得写出吗?张岱之所以被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所挖掘,不正是因为他写得好,而不是因为他写了什么吗?张岱值得被书写、被记住,是因为他的一生的经历、全部的著述,还是仅仅因为他的文笔?对上面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对史景迁这部作品的评价。

简单地讲,史景迁以细致的笔触描述了张岱的一生,他的描述是没有侧重的,是不加区别的。尽管张岱漫长生涯中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在书中被写到,但是,我们很难发现史景迁对张岱的哪一具体方面更感兴趣。史景迁在引言中自承:“很难把握张岱的本质。”(It is hard to catch the essence of Zhang Dai.)这或许是作者在无意间流露出的彷徨心态。通观史景迁的学术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他最接近“文学”的一次,可显然他对作为文学家的张岱并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宇文所安提示出的那一连串问题又回来了,甚至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变得清晰了:作为一个人,张岱的一生真的那么值得被讲述吗?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史景迁此次创作行为所要面临的终极质疑。作为学术研究,写出胡益民(《张岱评传》、《张岱研究》)、佘德余(《张岱家世》、《都市文人——张岱传》)那样的著作来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我们期望于史景迁的难道不是普通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种意义吗?史景迁在引言中强调:“我们不能说张岱是一个普通人,可他更接近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不过,张岱跟史景迁以往写过的胡若望、王氏那样的普通人是有区别的,说到底,张岱的身上缺少一种真正独特的东西。宇文所安在自己的著作《追忆》中选择对张岱的追忆行为深入探析并非无因:与其说张岱的个人经历有什么值得思考之处,还不如说他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梳理、再现才更值得玩味。张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文本(text)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fact)的问题。史景迁经过六年的苦苦钻研,却似乎没有参透这一点,不能不说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钻研归钻研,异域学者读解中国古代文献,在细节处总免不了参差舛误,这原是情理中事,史景迁自然也不例外。《回到龙山》是由大量文献的译文和转写构筑起来的,涉及引文数不胜数,不犯错简直是不可能的。由于关涉具体文意理解的部分解说起来太占篇幅,只好从略,兹仅举两个简单的、与专名有关的例子,聊窥一斑。

原著第29页讲张岱于“九月的月亮节”(September moon festival)期间偶访西湖,注释中交代此处的内容出自张岱的名篇《西湖七月半》。我们知道,同一天在中西纪年里可能相差十几天至五十几天,不过,阴历的“七月半”变成阳历“九月”的节日,也还是令人生疑的,毕竟要想搭上九月的边儿,相差天数要在四十五天以上,这种机会是较少的。七月半,即阴历七月十五,按道教的叫法,是中元节;按佛教的叫法,是盂兰盆节。总之,这个节不能叫“月亮节”。事实上,我国的中秋节有英译作moon festival的先例,我疑心史景迁错把“七月半”看成“八月半”,当作阴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了。

原著第284页,也是该书正文最后一页,提到张岱在《有明於越三不朽图赞》的序言中用了别号“古剑老人”。这个别号被译为英文Old Man with an Ancient Sword,直译就是“带着一柄古老的剑的老人”。但“古剑”并不是“古老的剑”,而是指蜀地的剑州。张岱晚年在《自为墓志铭》中自称“蜀人”,《四库提要》则说他“家本剑州”,不管宗子的祖籍究竟在哪里(黄裳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短文《陶庵张岱》中曾提出张岱自称“蜀人”别有缘由,参《来燕榭集外文钞》第494—495页),“古剑”指剑州,是不存在疑问的。张岱的著作常署“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按惯例,“古剑”的位置正是标明籍贯的,况且“陶庵”二字嵌在当中,“带着一柄古老的剑的老人”之译法是无论如何无法成立了。

我们当然从不怀疑史景迁能凭藉其流利的叙述手法将西方读者引入复杂的中国历史世界,但是对这位能干的导游推介的景点是否合宜以及他的解说是否确当,我们还是要稍加考量的。

(补记:《回到龙山》一书已有中文译本,改题《前朝梦忆》。)



(原刊于《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号)





为张岱立传


顺治六年(1649)秋,清兵步步紧逼,南明的抵抗运动败相尽露之际,五十三岁的张岱返回绍兴,卜居快园,“园在龙山后麓”(《快园记》)。2007年秋,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为张岱写的传记——《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出版,所谓“回到龙山”,指的应该就是张岱在1649年的这一次人生转折。在快园,张岱至少生活了二十四年(《快园记》:“二十四年于此”)。在这里,他的生命节奏变得愈来愈缓慢,进入悠长甚至冗长的暮年岁月。目前,对张岱的卒年,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意见,八十四岁、八十八岁、九十三岁的可能都有人主张;无论如何,作为遗民的张岱在折磨人的时间之流中,只能以玩味自己的痛苦为乐。他的自嘲——“弟极苦,而住快园”(《快园记》)——凸显了残酷现实与风雅文字的矛盾,而我们若将“快”字在“愉快”之外的另一义项“快速”也考虑在内,则快园之名也刚好成为张岱缓慢的生命节奏的反讽。

“这座龙山,张岱在此生活过、学习过、看过灯、赏过雪。”(第228页)史景迁写道。张岱小时候常随祖父张汝霖到龙山游玩(《快园记》:“余幼时随大父常至此地。”),“万历辛丑年(1601),父叔辈张灯龙山”(《陶庵梦忆·龙山放灯》),五岁的张岱在此看灯,而“天启六年十二月(1627),大雪深三尺许,晚霁,余登龙山”(《陶庵梦忆·龙山雪》),此时的张岱已届而立。龙山这个地方,凝缩了张岱的一生。



《回到龙山》不是一部野心之作,没有史景迁早期作品如《王氏之死》那般灵动奇诡的叙事,史景迁通过史料的剪裁排比,几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以《陶庵梦忆》为核心的张岱著作,铺陈出张岱谈不上有多么跌宕的生命诸阶段。或许是因为张岱的生命里本没有什么高潮,或许是因为史景迁没有在张岱的生命里发现什么高潮,又或许是因为史景迁没能在自己的这次著述行为中产生什么高潮,总之,《回到龙山》是一部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的书。“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序》)的幻灭感,被史景迁书中连绵不绝的一件件琐细事情冲淡了。

张岱向以文笔洒脱著称,为何他的文字一旦译成英文,编入传记的织体里,就变得这样平板无趣了呢?史景迁似乎没有留意到,他所面对的张岱的这种自我书写的文字特殊性。张岱当初写下这些文字时,是作为文章来写的,而不是作为史料要留给后世的编年史家的。史景迁试图从这些美文中提取出可供传记使用的事实,打个比方,就好像拿人家画的一幅山水,裁了来糊墙,利用倒也是利用,只是太煞风景而已。

也许事情还不止于煞风景这一点。张岱的文章本身,实有一种抗力或惰性,拒绝被用来编入其他相异材质的织体。以张岱的名篇《湖心亭看雪》为例,尽管文章一上来就说“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但将其作为1633年的编年事件是可笑的(参《回到龙山》第26—27页),因为它算不上张岱个体生命中的事件,而只能是文学这一再现方式中的事件。如果张岱的传记要将湖心亭看雪这一类行为也作为事件加以收集,那传记就失去了意义,就成了资料长编。

为张岱立传的危险恰恰在于,与旁人对他的书写比起来,张岱的自我书写在数量上占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传记作者不可能绕过张岱的自我观察、自我筛选和自我书写来完成对张岱的观察、筛选和书写。尽管可以从《张岱诗文集》、《陶庵梦忆》等文本中找到关于张岱生平事迹的大量线索,然而,这些线索的集合并不等于传主生命的全部。实际上,一个人经历过的琐细事情极有可能与这个人的精神历程了无干系,这就像日记里可靠的雨雪阴晴的记录可能与我们的内心生活了无干系一样。

周作人曾提出:“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讲乌托邦的是在做着满愿的昼梦,老年人记起少时的生活也觉得愉快,不,即是昨夜的事情也要比今日有趣:这并不一定由于什么保守,实在是因为这些过去才经得起我们慢慢地抚摩赏玩,就是要加减一两笔也不要紧。遗民的感叹也即属于此类……”(《〈陶庵梦忆〉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回忆的美化作用与变形效应。我们透过张岱之眼看到的张岱之生命,与张岱真实之生命绝非同一生命,而当我们受到客观限制、不能不透过张岱之眼来看他的生命时,我们应时刻提醒自己其实是戴了一副不知道它是有颜色的还是有污点的还是有凸凹的眼镜。作为历史学家,史景迁却没有对自己倚赖的这些史料进行方法论批判,不能不说是造成这部张岱传平淡乏味的深层原因。



张岱极富特色的文学语言如何能在被挪用、被转译时仍保存其活力,这对史景迁这样一位语言晓畅优美的文体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让我们仍以《湖心亭看雪》为例,文章结末:“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舟子的隽语到了史景迁笔下变成这样:One can't accuse young master of being a total fool, for here are two others even more foolish than him.文意大体无误,然而可以想见,英语世界的读者读到此句时的审美感受当与我们读到该句的白话文翻译时的感受相近。“痴”与foolish在两种语言中的效果差异相当大,而“更有痴似相公者”的不确定指向也与明说“另外有两个人”截然不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回到龙山》英文原著的读者可能因为无法感受到张岱的文字之美而对其在中国辞章史上的地位表示怀疑。

如果说侈谈文学语言的效果对于一部传记来说未免有苛刻之嫌,那么关于文本资料的翻译准确性的讨论总应该算是题内话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晚明文人的词句并不天然地比秦汉文章好懂,翻译的难度也绝对不会比白话文低。其次,就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英文著作而言,《回到龙山》驾驭史料达到了过于丰富、过于密集的程度,这就令翻译的工作量和难度同时激增。尽管史景迁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现成西文文献(如Philip A. Kafalas关于张岱的英文博士论文及专著、Brigitte Teboul-Wang的《陶庵梦忆》法译本)可以依靠,另一方面有不少以中文为母语的研究助手帮忙翻译校正(《回到龙山》谢词中提到四位),但似乎仍有一些语言和典故的难点没能解决。

在此试举几例,稍作解说。《回到龙山》引张岱《和贫士七首·其一》,末两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被译作:I silently think of my former home, / And suddenly I feel sad, even as I plow along(第227页)。用白话直译过来,即是说:我静静地想着我以前的家,突然之间,悲从中来,哪怕是在我犁地的时候。史景迁似乎没注意到,“禾黍忽生悲”用的是《诗经·黍离》之典,并非实指,更与犁地与否没有关系。

再如,《回到龙山》讲张岱读书的情形,说:Reading about such moral and courageous people from earlier epochs swept him along on an emotional surge: he became “like a tiger or w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