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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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
عام: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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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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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花草草的七情六欲

عام: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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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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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趋势:正确观察世界的11个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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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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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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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引子——早茶(1)

引子——早茶(2)

城市、茶馆与日常文化

城市和茶馆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1)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2)

城市史视野中的茶馆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1)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2)

注释(1)

注释(2)

注释(3)

注释(4)





引子——早茶(1)


1900年1月1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初一,即20世纪的第一天,这正是一年中最冷和白天最短的时节。但这一天对成都居民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们祖祖辈辈都习惯于农历记时。这不,他们记得很清楚,再过五天就是小寒,离春节——他们真正的新年——差不多还有一个月。“20世纪”这个词,他们可能还闻所未闻。今天他们在茶馆里的闲聊,也从未提到过这是跨越世纪特殊的一天。当然他们不会意识到,要在一百年以后,也即是说偌大的省城当时全部的居民,包括这天降生的世纪婴儿,可能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世纪的第一天才会在日历上重复一次。

这一年是光绪在位的第26年,中国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当这天清晨成都的茶客们起来喝早茶(成都人称“吃早茶”)的时候,义和团已经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华北平原。就在昨天,即1899年12月31日,19世纪的最后一天,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SMBrooks)在山东肥城被杀,这是自1887年巨野教案以来,在山东被杀死的第一个传教士。腥风血雨正在酝酿,大难快要降临。但远在五六千里外的成都平原,北有剑门雄关,东有三峡天险,似乎还感觉不到任何危机。当然,北方所发生的事,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还不会这么快传到成都,因此今天清晨的茶馆闲聊,还不会提到这件事。

作为四川的首府成都,这时的生活还是平静的。自明末清初张献忠之乱,成都从废墟中重建之后,便没有遭过大规模的兵燹;乾嘉以来,虽然白莲教在川省盛行,但也多是在边县骚扰,并没有危及固若金汤的省城;鸦片战争后洋人的炮舰和廉价的商品,也未能严重波及长江上游的四川;太平天国虽然扫荡了整个东南地区,但四川幸运地没有遭到巨大劫难;虽然同治光绪以来红灯教在四川便颇为活跃,但并不像在北方那样蔓延。直到19世纪末,四川还是一个相对平和的世界,人们还基本生活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

这时的成都,四面的城墙高高耸立,外有锦江和府南河环绕,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是进出城的必经之路,当夜幕降临,则四门关闭,人们有一种安全感。城墙是这个城市最庞大、最高和最坚固的建筑。在这个城市的西边,还有另一座城墙,将满城(又称少城)与大城隔离开来,旗人便住在城西的满城之内。在成都的中心,还有一座由城墙包围、御河环绕、历史悠久的皇城。你如果站在城墙上眺望,可以看得很远,眼前是漫漫无际的屋顶,像一片灰色的海洋,除了东南西北四个清军练兵的校场有点空地外,一层和两层的瓦房犹如波浪,延伸到无边的远方(见插图0-1)。在天晴的时候,你向东还可以看到绵延的龙泉山,往北则可依稀瞧见岷江上游大雪山的影子。如果是在傍晚的话,你的视野会很快消失在黄昏的薄暮和缭绕的炊烟之中。

在这世纪之交,住在这城墙里面有30多万居民,分布在大大小小四五百条街巷,房屋鳞次栉比,人们生活在社区和邻里之中,而茶馆便是街道和社区的中心,那时成都的社区组织完善,除保甲外,还有各种善堂、同乡会、商帮、行会、土地会(又叫清明会)等。日常生活不用劳官吏的大驾,清廷更是遥不可及,真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感觉。那时成都没有街灯,夜幕降临之后,街上便漆黑一片。不过,即使是在黑暗中,人们好像没有什么恐惧感,因为坚固的城墙把出没在荒野的盗贼阻挡在外,加上每条街还有栅栏,由更夫夜关晨开,以保邻里安全。当从天黑以后在7点打了一更,每隔两个时辰敲响的竹梆的清脆声,在夜深人静之时,传得很远很远。各街巷和邻里的打更梆子声交汇在一起,似乎给人们编织了一张安全网。即使人们可能被梆子声惊醒,但他们知道有人还在各街巡夜,很快便又放心地翻一个身,沉沉睡去。对大多数成都居民来说,这个清脆的响声,是他们度过寒冷的漫漫冬夜不可缺少的伴侣。

这天凌晨,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更夫不过刚敲了五更,在这寒冷的冬日,谁不想在热被窝里多睡一阵?但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已经能够听见堂倌下门板、瓮子匠(即茶馆的火夫)掏灶膛的声音,他们知道这是本街茶馆准备迎接吃早茶的客人了。这么冷的天,地下还打着霜,谁会这么早到茶馆喝茶呀?显然,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个外来客。因为当堂倌下门板、瓮子匠开始生火烧水的时候,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有人开始在黑暗中从床上坐起来。成都燃料稀缺价昂,一般人家是舍不得点火取暖的,屋里屋外一样冷。从热被窝进入这冰冷的世界,没有一番毅力,是很难挣扎起来的。

这些早起的男人们,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穿好衣服,他们并不点灯,以免惊动家人。他们既不洗脸,也不漱口,但不会忘记把烟袋拿着,尽量轻轻地把门打开。在万籁俱寂的冬日下半夜,开门栓的“咣当”声和; 门枢转动的“吱呀?声,仍然会传得很远。由于有了响动,附近不知谁家的狗咬了起来,便引发了一连串的遥相呼应,但一会儿便又恢复平静。这些早起的人们,一边咳嗽、清喉咙,一边慢慢走在夜晚打了霜的石板路上。周围一片漆黑,加上石板路凸凹不平,石板中间还有被载重的鸡公车长年累月压出来的槽印。那些没有铺石板的背街小巷,更是坑坑洼洼。有时他们还得谨防绊倒在路旁没有加盖的废水沟里,或踏进埋在道边供路人小便的尿缸中,不小心拧了脚,脏了鞋。成都冬日的下半夜,不仅天特别黑,还经常有雾,更增加了行走的难度,所以着急不得。好在这一小段路,他们已不知摸黑走了多少个来回,任何地方的坑坑坎坎,都一清二楚,因此走得很从容,更不用说他们一迈出门槛,便可以看见在朦朦胧胧的远处,即街的尽头,从茶馆里透出的光亮,只消迎着这个亮光走去便是。

片刻工夫他们便进了茶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炉膛的火烧得正旺,灶上十几个铜壶正烧得呼呼作响。他们可能发现莫道人到早,更有早到人,每天都见的老茶客们,有的已经在那里了。忙得额头起了汗珠的堂倌也热情招呼一声“早!”瞬间盖碗茶便已放到了桌上,对这些老茶客,堂倌知道谁喝什么茶,根本不用费口舌问了,接着滚烫的鲜开水,从紫铜壶的壶嘴中像一条龙似地飞下来,霎时便盘踞在茶碗中,还冒着热气,掺茶动作干净利落,不会有任何水滴溅到桌上。如果茶客们觉得这时人还到得不多,或者仍然睡意蒙眬,提不起聊天的兴趣,便可以靠在椅子上打打瞌睡。坐了好大一阵,殷勤的堂倌也将茶水加了一两次了,陆陆续续来的早客们,逐渐把这个小空间填满,茶馆里越来越嘈杂,把那些正在假寐的早到者,也从神游中闹醒了。





引子——早茶(2)


成都的冬日亮得晚,茶馆外面天仍然是黑的,不过这时公鸡开始打鸣,不知道哪家的公鸡第一个早起鸣叫,但很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在全城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城市交响乐的序曲便开始奏响。东方开始有一丝光亮,然后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借着微弱的晨曦,人们可以看到一点街面的景况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也慢慢显示出来。这时高大雄伟的城楼,也不再像是一个黑暗中影影绰绰的大怪物,人们依稀可以看见两扇巨门紧闭,塔楼上还有个大屋顶。不久,城门开始由好几个守卫使劲地推开,发出“轰轰隆隆”、“吱吱嘎嘎”的巨响,住在附近的居民便知道开城门了。这时,四个城门口已经有不少等在城门内外希望赶早进出城的人们了(见地图1,插图0-2)。

地图1城市、城墙和城门, 1900~1950年

插图0-2通惠门。这个城门是1913年修建的。图中穿制服者是邮局雇员,他们正运送邮件通过城门。

资料来源:Hosie, 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p1。

这个城市逐渐从朦胧的晨雾中现出真面目,随着茶馆变得越来越嘈杂拥挤,街面上也热闹起来,各种小贩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一般,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以不同的声调吆喝或敲着独特的响器,宣布着他们的到来,为这城市日常生活的交响乐增加了更富有色彩的动人音符。这些赶早的小贩,大多是卖蔬菜和小吃者。这时候的成都,真是小贩的自由世界,他们可以把挑子放在任何地方做生意,没有人会说他们占了道,也不用缴税(见插图0-3)。这时成都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没有警察,甚至根本就没有市政府,社会基本上是由不领工资的地方精英自治管理的,所以行政管理成本非常之低,自然不用收很多税来维持政府的运行。虽然这时由成都县和华阳县两县共管成都城,但每个县更大量的人口是在农村,那是县府的主要关注点,再加上清代实行的是小政府,县府各种人员加在一起,从知县、九房衙吏到各班差役,也不过两三百号人,两县相加也不过五六百人,他们要管理两县城乡共八十多万人口,哪里还有精力和时间来对付这些小贩?

当这些小贩吆喝着经过茶馆时,不想回家吃早饭的茶客,便摸出几文铜钱,叫小贩把点的小吃端进来,屁股不用离开坐椅,早餐便已落肚。那时成都人最常吃的早餐,无非是汤圆、醪糟蛋、锅盔、蒸糕、糍粑、油条等,出三五文便可打发肚子。小贩们担一副挑子,一端是火炉,一端是食品佐料和锅盘碗盏,简直就是一个流动厨房。那些舍不得花这几文钱的茶客,这时把茶碗推到桌子中央,告诉堂倌不要收碗,回家吃完早饭再回来接着喝。堂倌也从不会因此做脸做色,哪怕茶客在家耽搁久一些,从从容容把早饭吃完,甚至还可以处理些杂事,几小时后回来,他的茶碗仍然在桌上静候主人。

等肚子填饱,自然精神大振,闲扯的嗓门也高了起来。外来人会注意到,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不光是喝早茶者,即使他们等一整天,也不会看见一个女人坐进茶馆。不过他们会看到,不时有女人到茶馆买热水或开水,甚至把肉拿来叫瓮子匠帮助炖,或把药带来熬,然后便匆匆离去。她们是住在附近的人家的,茶客们不会感到奇怪。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模样长得不错,或者某茶客听到关于她家的什么风言风语,话题会自然转到她身上。所以,一般中上等人家的女人是不会出现在这些地方的,到茶馆买水之事,常派下人办理。

这些茶客虽然不知道昨天布鲁克斯被杀之事,但对华北已经闹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义和拳,还是略有所闻的。虽然在四川没有酿成北方那样的大乱,但红灯教、神拳教的活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茶馆闲聊的中心,除了邻里的逸闻趣事,自然也离不开这样的政治主题。这时的成都,真是闭塞得很,所以茶客的想象力当然也就十分有限。不到两年前,尊经书院的山长宋育仁在成都组织了蜀学会,并以学会名义出版《蜀学报》,鼓吹改良,传播新学,也把海外和全国新闻带到这个偏远的内地。但这个新出版物的发行毕竟有限,虽然有坐茶馆的茶客会把从《蜀学报》上看到的新闻拿来议论一番,可对大多数其他茶客来说,那毕竟是不相干的遥远世界。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在世纪之交第一个早晨人们在茶馆里谈论的具体话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茶客所认为不相干和遥远的世界和事件,其实同他们是多么息息相关。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的茶馆生活,既是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亦是未来50年那充满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经历的开端。他们中没人能预料到未来的50年在茶馆,在成都,在四川,或在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中的长寿者,在50年后仍然坐在成都的某家茶馆里,回想过去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不知会不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或是为茶馆居然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苟且偷生,而发出一阵深深的感慨。





城市、茶馆与日常文化


本书是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考察成都人坐茶馆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1]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没有任何一个公共空间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因此茶馆实际上是个微观世界,折射出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变化多端。这个研究以成都茶馆为中心,试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勾画在最基层单位上公共生活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茶馆和日常文化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我希望这个研究可以把读者带入城市的内部,提供一个在“显微镜”下观察城市社会的机会,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中国城市及其日常生活。[2]

本书实际上是通过研究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其贯穿始终的主要观点是:在20世纪前半叶,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日益渗入,而这种国家权力的渗入并日益加强的过程,贯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公共生活之中,即国家越来越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时期城市的改良和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线并进:一是国家角色加强的同时,现代化持续消弭地方文化的特点,导致地方文化独特性的削弱;二是在此过程中,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既显示了其坚韧性,亦展现了其灵活性,以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3]

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多受制于生态环境、地理交通、市场网络及经济地位等诸多因素及条件,城市空间和文化是自然形成的(当然像西安、南京、北京等首都城市,以及一些因政治或军事因素发展而来的城市例外),并无一个“总体规划”或全国的统一模式。因此,中国各城市呈现了其结构面貌、经济功能、地方管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复杂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晚清以降,现代化潮流冲击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城市改良运动,便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来改造城市,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创造“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等。目前学者对不同城市上述各种措施都有一定的研究,但一般都局限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其实,如果我们选择某个城市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个城市可以说采取了全部这些措施,反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4]

在现代化和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冲击下,地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削弱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随时间和空间的转移有的剧烈,有的缓慢。从政治上观察,这个过程亦反映了地方主义与国家政治的斗争。在晚清,改良者和政府视地方风俗为“不文明”和“落后”,试图按照西方或日本模式进行改造。辛亥革命以后,地方军阀抵制中央政府的政治统一。直至1936~1937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才最后确立了对四川的控制,从而在地方加快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文化的步伐。地方文化抵制现代化旗号下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在抗战和内战时期达到了顶峰。

这个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晚清和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政治剧烈动荡,经历着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之时,一个内陆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通过对成都茶馆生活的考察,揭示公共空间和日常文化的复杂关系。本书试图证明的是,茶馆是一个微观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提供如聊天、消遣、娱乐等各种休闲活动,但茶馆远远超出其休闲功能,亦是一个工作场所和地方政治舞台。对城市居民来说,茶馆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之一,即使是其他“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人们能够承受的公共生活而且乐意光顾的最大众化的设施。人们在那里追求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会活动中心,亦为不少社会组织的大本营。茶馆是占城市经济主导地位的小商业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对茶馆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小商业的管理、竞争和雇佣等问题。茶馆甚至成为地方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演变的晴雨表。由于其对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多样化和复杂性,茶馆总是成为社会改良和政府控制的对象,各个政治和社会集团也试图对其施加影响和加以利用。

本书研究集中在三个主题之上:一是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各种社会集团利用茶馆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他们以茶馆为市场,在那里做大小交易;以茶馆为舞?,提供和得到娱乐。我将分析茶馆在人们交往和社区或邻里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讨论不同的社会集团、行业、性别是怎样利用茶馆而达到各自的目的。二是作为小商业的茶馆及其经营。我强调小商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我还指出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考察茶馆与顾客、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析茶社业行业公会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观察它们是怎样成为地方政府与行业之间、地方政府与工人组织之间的中介。三是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通过分析茶馆里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揭示政治的变化总是及时地反映在茶馆中,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风向标。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之稳定为理由,颁布了许多控制茶馆的规章。抗战以及随后的内战时期,国家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利用茶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诸多政治的新因素都影响到茶馆里的日常生活,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恶化,国家日益强化的控制,都在茶馆里得到反映,体现在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之中。这样,茶馆里的政治成为外部大世界政治变化的集中展示。





城市和茶馆


成都地处相对封闭的长江上游地区,成都平原被众山环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最富裕、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北方,人们聚居在村庄里,但成都平原的农民则是散居的,如果从空中俯瞰,可见独立的农舍点缀在田野上一丛丛竹林之中。成都历史悠久,不少西方人对她不吝赞美之词,如“最好的城市之一”、“一个小北京”、“像京都一样的古典风情”等等。直至19世纪末,当沿海城市由于西方冲击经历剧烈变化之时,成都得以保留其传统,到成都的西方人惊奇地发现,“西方对成都的影响微乎其微”。[5]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从清末到1920年代,成都人口为34万~35万人;1930年代到40年代,为44万~45万人,1945年其人口规模达到74万人的顶峰,1949年降至65万人。[6]成都有城墙环绕,整个清代只有四个城门与外界相通。从辛亥革命到1930年代,又开凿了三个城门。在城墙之内,成都还有两个被城墙包围的小城,即少城(又称“满城”)和皇城。少城位于城西,清代为旗人居住,一堵城墙把其同大城分离开来,但辛亥革命后这个城墙被拆除,少城和大城合而为一。皇城为汉代遗址,明代重修,位于成都城中心,周围御河环绕,内称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便在此举行。虽然清廷覆没后其不断遭到破坏,但幸存到20世纪60年代,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摧毁(见地图1)。[7]

喝茶作为中国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着漫长的历史,正如民谚所称:“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8]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9]在古代中国,人们追求在幽雅的环境中饮茶,文人骚客经常描写他们一边品茗一边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清代画家郑板桥据称是“茶竹双痴”,作画时茶与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间,新篁数干,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10]显然郑板桥试图远离世俗的尘嚣,在大自然中得到创作的灵感。茶馆不可能营造这样一种心境。在成都,虽然茶馆具备了茶竹两者(使用竹椅,很多茶馆即坐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顾客盈门,熙熙攘攘。人们去那里不仅是喝茶,也追求济济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种公共生活之氛围,这或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众与精英文人的不同品味和情调。

古代中国的各种记载提供了有关茶叶、茶叶生产、饮茶、茶文化的丰富资料,但对茶馆的记载多语焉不详。茶馆历史悠久,但其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出现的,则不得而知。历史资料提到诸多饮茶之处,诸如茶室、茶摊、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园、茶亭、茶厅、茶楼、茶铺等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称。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我们并不清楚它们与今天所看到的“茶馆”有多大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不过,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为同行同业聚会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11]

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12]元代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伎演唱“茶词”。[13]不过,20世纪之前关于成都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者无非是几首竹枝词。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李调元写道:“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怪道行人尽携藕,桥南无数白莲花。”[14]当然,从这首词所透露的信息,我们也并不清楚他说的是一个茶馆还是一个茶摊买茶,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时已有卖茶水的生意。一首19世纪初的竹枝词则提供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记录:“文庙后街新茶馆,四时花卉果清幽。最怜良夜能招客,羊角灯辉闹不休。”[15]该词不仅描述了茶馆的地点和氛围,从目前所知的资料中,还第一次看到了“茶馆”这个词在成都的使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茶馆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有茶馆开始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馆群起仿效。[16]

“茶馆”是现代中国对这类服务设施最常用的词,但在四川,特别是民国及之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在过去成都,熟人在街头相遇,最常听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铺吃茶”。这里“茶铺”可以指任何一类茶馆。如果说“?铺”是称人们所使用的公共空间,那么“茶社”或“茶社业”则经常指茶馆这个行业。20世纪初,一些更幽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在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游记中常有生动的描述。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17]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如李劼人所描写的晚清:“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18]外来者还经常将成都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一个西方人发现在成都“有饭馆和茶吧(tea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开,后者有着与英格兰的酒吧(publichouses)同样的作用,但并无酒吧那样的弊病。朋友们在那里聚会闲聊”。他还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馆成交”。[19]

不过关于茶馆最详细的描述还是来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抗战爆发后,这种生活方式也改变不多。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便不无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20]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道:“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21]何满子系江南人,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但成都茶馆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馆中的经历和观察。[22]实际上,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馆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的遐想。

1943年,一个文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时候父母不准他进茶馆,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在武汉,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讲下流话等恶习,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后来他改邪归正,到过许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顾茶馆。不过在上海和南京,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的观众,给他印象颇深。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头五年在重庆,“有几百个夜晚”都消磨于谑称为“外国茶馆”的咖啡座中。最后他来到成都,发现这里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寰中”。[23]

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非常相似,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1)


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抗战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对茶馆多持欣赏态度。第二个阶段则是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这些争论也暴露了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是怎样评价和操纵茶馆和茶馆生活的,反映了他们对大众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由此影响了官方对茶馆所采取的政策。

精英对茶馆的批评充斥着官方文件、报纸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文字,如此大规模的批评源于晚清社会改良。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入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见插图1-1)。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该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24]

清廷覆没之后,大众文化遭到的攻击更为猛烈。1912年,四川军政府都督令警察总监关闭悦来茶馆,《国民公报》发表文章支持这一措施,针对茶馆所宣称的看戏为大众教育之观点,文章反驳道:“看戏不过消闲之事而已”。悦来茶馆被封之原因,是未按规定将男女分开,悦来以西方男女合校对此进行辩解,但该文则认为这是“破坏礼教之大防”,以日本男女同浴加以反讽。文章拒绝承认晚清以来精英关于演戏具有教育功能的共识,这种共识实际推动了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这种对茶馆和戏园的敌视态度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一首词所劝诫的:“莫进茶房,莫入戏场,种我地,播我秧,一子落地,万子归仓”。[25]

在1910~1920年代,精英主流继续批评茶馆生活,不过在这个反大众文化的大合唱里,也有若干不和谐的音符。如有人强调茶馆的社会功能,指出坐茶馆的习惯由来已久,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有的则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对茶馆有更多的积极理解。舒新城在1920年代游蓉城时,便悟出了成都人喜欢去茶馆的原因:

插图1-1“可羞——女看男戏”。题图曰:“以妇女而看戏,已属不应。以女子而看男戏,不可羞乎?抛头露面,与优伶挑比于歌舞场中,反使唱戏者得饱眼福。吾不知女郎何以为情也。且其中之种种恶剧,纷纷流弊,贻害无穷。记者□欲明言,在维持风俗者之责任。愿女子勿入戏园为幸。”

资料来源:《通俗画报》1909年第5册。我看得他们这种休闲的生活情形,又回忆到工商业社会上男男女女那种穿衣吃饭都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更想到我这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无谓的生活,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倘若中国在时间上还能退回数十以至百余年,所谓欧风美雨都不会沾染我们的神州,更无所谓赛因斯(Science)先生者逼迫我们向二十世纪走,我们要为羲皇上人,当然有全权的自由。然而,现在非其时矣!一切的一切,都得受世界潮流动支配,成都式的悠闲生活,恐怕也要为川汉铁路或成渝汽车路而破坏。我们幸能于此时得见这种章士钊所谓农国的生活,更深愿四川的朋友善享这农国的生活。[26]这段话流露出舒新城对茶馆所提供的那种节奏缓慢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欣赏。他估计,成都人用在茶馆的花销(包括茶、吃食、看戏),不及上海人抽烟的钱。他还指出,批评劳力者在茶馆浪费时间,而对政府官员尸位素餐以及许多人不务正业熟视无睹,是很荒谬的现象。与当时许多西化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舒新城并不对西方文化照单全收,而流露出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而这种生活方式在沿海地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因此,当他发现成都人仍然保留着这样的生活节奏(见插图1-2),倍感珍惜。当然,舒新城来自沿海地区,那里物价较成都为高,他可能并未考虑到在上等茶馆里喝茶、吃食和看戏,对一般成都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插图1-2成都街头茶馆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资料来源:根据原作翻拍。作者: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抗战爆发后,大量外省人涌进成都,对成都茶馆的攻击进入一个新阶段。精英、官僚和政府更把对茶馆的批评,与中国之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指出,国家现处于危机之中,人们应把金钱和精力用在拯救民族上,而不该浪费在茶馆里?他们经常把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士兵与后方茶馆里的闲人进行比较,以此来反衬那些“不爱国”的茶客。一篇发表于1938年题为《战时成都社会动态》的文章,便批评成都居民对战争漠不关心,特别对两种“特殊人物”,即终日打麻将和在茶馆里混时间的人,诟病甚深。作者认为坐茶馆是“道地成都人的闲心”,虽也有人用茶馆做生意,但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是“为吃茶而吃茶”,那就是为何茶馆总是顾客盈门之原因。文章敦促那些“自私”、“麻木”的茶客觉醒,关心国家的命运。[27]

另一些人则试图为茶馆辩护。他们反驳那些在茶馆浪费金钱和时间的指责,宣称茶在各种饮料中最为便宜,也并非只有茶馆才是人们说三道四和散布谣言的地方。他们承认茶馆存在诸多问题,也有必要限制其数量,实行营业登记,规定卫生标准,以及禁止赌博和上演“淫戏”等,但不赞同关闭茶馆的过激政策。他们还举出具体事例,来证明茶馆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如果一个男人与太太发生了口角,他可以到茶馆里待上几个小时,和朋友聊聊天,读读报纸,回家时可能已怒气全消。还有人解释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去茶馆是因为失业,对他们来说茶馆是最方便、最廉价的去处,以消耗时间,会见朋友,甚至可以在茶馆寻找工作。[28]1949年一个名叫屈强的人评论地方报纸上关于茶馆喝茶的论战时宣称:“一说茶馆非取缔不可,一说不取缔亦无不可。依我,两种都该打屁股二百。若问理由,前者有千千万万的茶客会告诉你;后者,犯‘浪费唇舌’罪。我要喝茶的,我没有理由,你能把‘饭’戒掉,我就能把‘茶’戒掉。你要吃饭,我就要喝茶!”[29]其言下之意是,该不该在茶馆喝茶是一件不用费口舌的事,只要人要吃饭,喝茶就不应被诟病。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2)


对茶馆最有力的辩护,可能算是署名“老乡”于1942年发表在《华西晚报》上的系列文章《谈成都人吃茶》。作者指出吃茶是成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身并不轻视它,也不重视它。唯有经别人发现后,就认为了不得了”。这里的“别人”,显然是指战时来川的外省人,透露出关于茶馆的争议也有地域文化的冲突夹杂其中。他反驳那些在茶馆浪费时间的指控,以讥讽的口吻写道:“有的说:这于时间太不经济,大可不必。这种人都是大禹惜分者流,确可敬佩。不过这些人有时也露出马脚,去打牌,谈天,看戏,所消耗的时间比成都人吃茶还多(得)多,更不经济。问题在于他个人的癖性与嗜好,不合于他的味道,则一概抹杀”。对于称茶馆为“魔窟”,学生在那里耽误了学习的批评,“老乡”指出:“不能把一切坏的事实都归咎于茶馆”,建议搞教育的人应该考察为何学生喜欢去茶馆,并指出,“万事有利必有弊,总不见得见到社会上有坏人,便马上主张社会应该毁灭”。他进一步说明,许多茶客都是普通人,甚至是穷人,喜欢在茶馆里消除疲劳,见朋友,天南海北闲聊,“所谈无非宇宙之广,苍蝇之微;由亚里斯多德谈到女人的曲线,或从纽约的摩天楼,谈到安乐寺”。[30](见插图1-3)一些人漫无目的地神聊,一些人做生意,一些人独坐读书,甚至人们在喝茶时得到灵感。作者还以外国为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法国的大文学家巴尔扎克曾饮外国茶和咖啡,而完成了他伟大的《人间喜剧》”。作者进而愤慨地责问:“我辈吃闲茶,虽无大道成就,然亦不伤忠厚。未必不能从吃茶中悟得一番小道理。不赌博,不酗酒,不看戏,不嫖娼,吃一碗茶也是穷人最后一条路”(见插图1-4)。这位“老乡”应该是一位精英,但为“穷人”代言,倒使那些攻击茶馆的人显得不通民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以攻为守的手段。

插图1-3成都安乐寺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资料来源:根据原作翻拍。作者: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插图1-4一个在成都近郊的简陋茶馆.拍这张照片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03年7月9日我们一家去古镇黄龙溪去玩,我哥哥开车走错了路,开进了一条乡村土路,沿途几乎每一个聚居处,都有一个小茶馆,在十里路的范围内,大概不下二十家这样的茶馆。客人少者仅三四人,多者二三十人,他们有的打麻将、打牌,有的喝茶闲聊。在问路的时候,我也走进茶馆与茶客们简单聊几句。他们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非常友好,七嘴八舌地回答我的问题。令我十分吃惊的是,这些茶馆里每碗茶竟然仅售1角或2角。图中的这个茶馆,便不过是开在路边靠墙搭的一个竹棚里。

资料来源:作者摄于2003年7月。

“老乡”还反驳所谓“清谈误国”的指责,认为这些批评者实际上也不过是“空谈”,因为他们虽声称国家利益为重,但不过是口惠而已,因为这些人也没有上前线打鬼子。作者有意将那些对茶馆的批评置于绝对的境地:如果说“清谈误国”是正确的,那么“误国即卖国,卖国者虽不一定是汉奸,也可与汉奸差不了好远,一概应下牢狱。这种人所得到结果,则是说,凡坐茶馆吃茶者,都应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这才真正叫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文章宣称,对那些“真正祸国殃民的那一些人,那一群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或看见了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作者讥讽这些批评者在战争爆发后,“带着一脸的西崽相,来到大后方”,无所事事,他们并不敢挑战那些有权有势者,而把无权无势的茶馆和茶客作为靶子,以“无聊”、“误国”等语言进行攻击,“老乡”以调侃的语调写道:他们可以“仿效希特纳(勒),集天下之茶经而毁焚之”。言下之意,那些茶馆的批评者不过是无事生非,欺软怕恶,而且是崇洋媚外,所言虽然偏颇,但还真有点杀伤力。

插图1-5喝闲茶资料来源:陈锦摄。使用得到作者授权。“老乡”进一步问道:“我们吃茶算罪过么?”成都有许多茶馆、茶园、茶楼、茶厅是有原因的。茶馆就是一个市场,人们在那里进行交易,解决纠纷。道路两旁的茶馆为行人和外来的生意人提供了休息之地。这样,茶馆为人们提供了方便,他们去那里喝“早茶”、“午茶”和“晚茶”。“即使吃茶过瘾,化上两毛钱,也不算是过于浪费”(见插图1-5)。文章问道,为什么在咖啡馆喝咖啡就是“时髦”,在茶馆喝茶就是“落伍”?这两种行为十分相似,这种抬高咖啡贬低茶的人“过于势利”,暴露了这些人的“西崽气”。作者宣称:“如果今后新的公共场所建设,会人约朋,也可以少在茶馆里。我们不主张喊成都茶馆万岁……只消社会进步,有代替茶馆的所在出现,它定要衰落,甚至于不存在。不过,在今天,?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代替茶馆的地方出现,我们还是只好进茶馆,喝香片,休息,谈天,办事,会友,等等……一切的一切,按成都的老话,‘口子上吃茶’”。最后的落款还专门注明“老乡写于茶楼上”。[31]

这可算是我目前所读到的最全面、最积极地为茶馆和茶馆生活辩护的文章,真是嬉笑怒骂,淋漓尽致,理直气壮。虽然这种声音在当时精英知识分子中并不占主流,但它代表了大多数成都人对茶馆的看法,反映出对企图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这篇文章也暴露了成都人与外来人之间的文化鸿沟。虽然像舒新城这样的早些时候来蓉的外来者对茶馆持积极的态度,然而“老乡”的文章也暗示了现今的批评者多为外来客。“老乡”认为,这些批评者在战争爆发后来到成都,持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不敢把矛头对准有钱有势者和政府,于是把茶馆文化作为他们的靶子,把茶馆视为“无聊”和“误国”的祸源。他讽刺批评者有一副“西崽相”,似乎暗示只有那些拥抱西方文化者才会攻击茶馆,亦反映了他自己对“他人”的一种反感,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族群和地理的分野。

因此,战时关于茶馆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过茶馆生活本身,这个争论表面上是因为茶馆问题,但我们从中看到了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地域之争,即东南沿海与四川内地之争,暴露出地域文化间的隔阂,随着大量外省人来到成都,这种文化的冲突更为剧烈;文化之争,即海派文化和内地文化之争,当从东部来的精英把茶馆作为攻击的目标时,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内地川人与沿海“下江人”关于文化和生活方式评价的碰撞;中西之争,即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西化的生活方式之争,包括对时间和浪费时间的不同观念;有权无权之争,即手中握有一定权力、代表国家话语的精英,向无权无势的芸芸众生施加文化霸权,而后者显现的是不满和反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从20世纪初便开始的反大众文化运动,便是以茶馆问题为突破口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争,国家文化利用国家权力,以一种进攻姿态和强势地位,迫使处于防守姿态和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必然引起“弱者的反抗”;地方与国家之争,四川地处封闭的长江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央政府才勉强把其纳入统辖的范围,但地方主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像“老乡”这样的茶馆及其文化勇敢的捍卫者,也显示了从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所支持的茶馆和坐茶馆的生活方式仍然缺乏坚定的信心。虽然“老乡”竭力为茶馆辩护,但仍然相信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虽然他反复强调茶馆的功能,但似乎也同意茶馆是“旧”的东西,社会“进步”之后,茶馆终将消亡。他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社会的确已经有了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起来可以轻易把茶馆取代的新公共空间层出不穷,中国传统中的许多东西永远消失了,但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32]





城市史视野中的茶馆


学者强调了茶馆在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过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茶馆历史系统的、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现存关于中国茶馆的研究有三个取向。首先,强调茶馆的发展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张,其扮演了复杂的社会角色。日本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最早开始对茶馆进行研究,特别是铃木智夫发表的关于晚清江浙茶馆的论文,描述人们怎样利用茶馆进行娱乐、赌博等活动并在那里解决纠纷。但是他意识到,“由于缺乏资料,难以充分了解”关于茶馆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茶馆的经营、经营者、普及程度、怎样依靠其他势力等情况并不清楚。[33]随后,有若干篇关于茶馆的论文持类似的取向,其中包括西泽治彦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内地的社会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户。[34]王鸿泰则把视角放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南京和杭州,深入考察了从宋到清茶馆兴起、衰落、复兴这样一个过程。[35]

第二种取向把茶馆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以及影响中国城市历史诸多因素之一,指出茶馆经常被宗族、职业、社会等各种组织用作聚会、解决纠纷之地,是地方精英的活动场所。茶馆是“城市精英经过挑选的、气味相投的‘私谈’(private talk)的论坛。”[36]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他关于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经典研究中,发现成都平原乡镇上的茶馆同酒馆、饭馆以及其他店铺具有同样的功能,提供了最基本的设施。他注意到茶馆成为哥老会的聚集地,这个地区大多数成年人是哥老会成员。[37]如果说施坚雅把注意力放在茶馆的社会网络,那么罗威廉则强调茶馆充当的社会俱乐部的角色。他发现在汉口茶馆是男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们进行“随心所欲、没有阶级限制的对时事和事件的讨论”,还建立有“文人诗会,很像近代早期伦敦和巴黎的男人俱乐部”。值得注意的是,罗威廉看到中国茶馆和西方相应设施的类似之处。虽然罗没有进一步讨论中西之不同,但他强调像茶馆这类设施对社会交往的重要性。[38]

第三种取向主要体现在最近关于茶馆的探索中,把茶馆作为精英和民众、国家和社会之间在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冲突的舞台。这个取向强调,20世纪初现代化运动中,地方精英运用像报纸这样的媒体,“以落后及对共和秩序有害为借口,无情地打击茶馆及其文化”。这个运动是近代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表面上看,茶馆和茶馆文化是脆弱的,总是被规范、打击和改良,但事实上茶馆及其文化具有相当的韧性和持久力。[39]邵勤在她题为《茶壶风云》的文章中,考察南通新精英和新媒体对茶馆的批评和“力图管制公共空间”的措施,揭示茶馆与城市发展、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40]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发表的《从茶馆到戏院》一文,描述了20世纪初在北京和上海京剧怎样对茶馆和戏院发生影响,阐释茶馆戏园怎样作为娱乐中心,以及戏园与观众之间关系的性质,指出中国茶馆戏园演变为西式剧院,反映了20世纪初“日常社会和政治实践基本原则的转化”。[41]在我自己的《闲人和忙人》这篇文章以及《街头文化》一书的有关章节中,分析了茶馆作为一个社会交往场所和政治舞台,各种社会集团在此发挥其社会影响力,政府则强制推行其控制政策。虽然20世纪初现代化进程对民间传统和大众文化有着广泛的消极影响,茶馆仍然能够通过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得以生存。[42]

上面所讨论的有关成果,对我们理解茶馆这个复杂的公共空间的某些方面提供了帮助。这些研究揭示了茶馆在城市生活中扮演了多功能的角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单位,在现代化的演变过程中,被国家和社会改良所攻击和改造。这些研究都承认茶馆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茶馆的许多方面也得到一定的考察,但是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我们很少知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社会和文化政策,特别是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对茶馆的影响。许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解答:随着国家权力在茶馆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加强的角色,地方文化怎样抵制现代化所推行的文化同一模式或国家一体化?为什么许多人、社会集团和组织十分依赖茶馆,它们是怎样使用茶馆的?茶馆怎样成为解决社会冲突的地方?为什么高度密集的茶馆能够生存,什么是它们经营的秘密?茶馆的职业组织在政府和行业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茶馆中工作条件怎样,茶馆雇工创造了什么样的工作场所文化(workplace culture,或译作“职场文化”)?为什么社会改良者和政府官员力图控制茶馆,他们是怎样控制的,并采取了什么样的具体政策,创造了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茶馆在何种程度上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扮演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总而言之,最基本的三个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以什么方式使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茶馆在城市?济中的角色?茶馆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能够进入茶馆内部进行认真仔细的微观考察。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


从一定程度上讲,成都茶馆和茶馆生活也可以笼而统之称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即是说成都茶馆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扬州、南通、成都等地的茶馆,有不少共同点:人们(当然主要是男人)以茶馆作为市场、客厅、办公室、娱乐场所、解决纠纷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中国茶馆”。[43]

然而,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茶馆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例如,在上海,性别限制较少,妇女被允许进入茶馆也较成都早得多。19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上海妇女进入茶馆、戏院、鸦片烟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年轻妇女也喜欢在茶馆约会,当然也会有一些妓女混迹其中。1880年代,中下层妇女经常与男人同处一个公共空间,虽然上层妇女拒绝到这样的地方。[44]在北京,戏院在17~18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园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在北京的公园里,树荫下的圆桌和方桌,铺有白桌布,上面摆着瓜子、花生和其他点心,也卖汽水和啤酒,卖茶并非是其主要的生意。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冷井水,仅那些老年人或地方士绅去茶馆饮茶。人们很少在河北、河南、安徽、陕西、东北等地看到茶馆。在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待在茶馆里。[45]

茶馆在中国南方发达得多。广东一般称茶楼,表面看起来像四川的茶馆,但显然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馆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因为那里使用的桌椅、茶具等都较高档,光亮照人,茶客是有身份的人,在那里多是趾高气扬的富商和士绅。同川人一样,他们不但喝茶,还买点心小吃,把茶馆作为会客或洽谈生意的场所。在扬州,茶馆和公共澡堂经常合二而一,一般早晨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现,茶客多为中下阶层。南通则有三类茶馆,即点心、清茶馆和堂水炉子(即老虎灶,只卖热水和开水),都为下层服务,士绅并不光顾。[46]

虽然茶是中国的“国饮”,在大江南北的城镇甚至乡场都有茶馆,但没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茶馆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人类学家也同意,“在华北饮茶不像南方那么发展”,茶馆和茶馆生活对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要。[47]在《梦粱录》、《儒林外史》等作品中有关中国古代茶坊的描述,也几乎都集中在南方,如杭州、南京等城市。那些近代作品中如舒新城、黄炎培、张恨水、何满子、黄裳等人关于茶馆的回忆也几乎都是南方城市的茶馆。不过,当对这些南方城市之间的茶馆进行比较时,这些作家吃惊于成都茶馆的规模和数量、茶客的众多以及对社会各阶层的包容性。

他们对成都茶馆的描述多感慨其呈现的“平民化”,这里虽然是“茶社无街无之”,但不像上海和广东的茶馆那么堂皇。何满子回忆说,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没有勇气光顾其他城市的茶馆,但是抗战期间他在成都时,却再无此顾虑,上层人和下层人坐在同一屋檐下也并无感觉不妥。[48]另一著名作家黄裳也将四川茶馆与其他地区茶馆进行了比较: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普通讲到茶馆,似乎不觉得怎样稀奇,上海,苏州,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总不免有小巫之感。而且茶客的品流也很有区别。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罢?我们很难想像穿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苏州的茶馆呢,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总之,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地。四川则不然。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警察与挑夫同座,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真是,其为用也,不亦大乎![49]的确,与其他城市相较,成都茶馆显得很“平民化”,阶级畛域并不突出,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为怪(见插图1-6)。其实,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等,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如果我们深入到它们的内部,就会观察到里面复杂的阶级关系、矛盾冲突和生存竞争。

插图1-6吃茶听鸟鸣资料来源:陈锦摄。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1)


自然环境经常决定生活方式,成都、成都平原以及整个四川的茶馆及茶馆文化便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成都的自然景观与茶馆相映成趣,密不可分,正如一首民谣所描述的:“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见插图1-7、1-8)[50]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农村,特别是成都平原是散居模式,人们居住点相对分离,尽量靠近所耕种的田地,很少插图1-7河边的露天茶馆长卷风情画《老成都》局部。

资料来源:根据原作翻拍。作者: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插图1-8望江楼旁的茶馆可利用薛涛井的泉水之便。

资料来源:根据原作翻拍。作者:刘石父、李万春、谢可新、潘培德、熊小雄、孙彬、张友霖。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有村庄和聚落生活,因此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依赖市场。在赶场天,他们到最近的市场买卖商品,一般会在茶馆停留,与朋友会面,或休息片刻。他们甚至也在茶馆里做生意,寻找买主或卖主。[51]较优裕的生存环境也促进了茶馆的繁荣。成都平原从古代便得益于完善的灌溉系统,农业高度发展,农民无须整年在田里辛勤劳作,有不少时间从事贩卖和休闲活动。在农闲之时(一般是夏冬),他们的许多时间消耗在乡场、城镇中的低等茶馆里。关于1930年代成都人的生活节奏,薛绍明写道:“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终点。”还有人解释,四川食品辛辣是因为天气阴湿,容易使人干渴。薛绍明在其游记中,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这个说法:“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52]

地理环境和运输条件也为茶馆的繁荣作出了贡献。据王庆源对华北的观察,牛马车夫一般只有路途遥远时才会停车喝碗水,如果短途则并不歇脚。但是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因此很少使用畜拉车,人们以扁担、独轮车(当地叫“鸡公车”)、轿子运货载客。苦力必须靠茶馆喝茶止渴,恢复体力。因此,在成都平原纵横交错的道路两旁,茶馆甚多,外面总是排着苦力背货载客的夹子、独轮车、轿子,茶馆显然也把生意重点放在这些苦力身上(见插图1-9)。插图1-9进城卖菜的农民在茶馆喝茶歇脚菜筐便放在脚边,如果有人买菜的话,他可以就在那里卖,喝茶卖菜两不误。

资料来源:陈锦摄。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另外,四川许多地区包括成都平原的土壤适于种茶,但由于交通闭塞,茶叶很难输出,转运成本太高,使茶叶外运无利可图。因此,四川茶叶只好依靠对内消费,价格便宜,普通人家都能承受。[53]

其他如井水质量、燃料缺乏等自然资源问题,也使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依靠茶馆。成都城内的井水含碱量高而味苦,由水夫挑城外江水入城,供居民饮用。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担挑两个水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取水,运水到城内的民宅、官署、公馆及各茶馆,“设若一天这几百上千的挑水夫不工作话,那情况当然不妙”。江水比井水贵得多,在晚清,两桶江水大约值四个锅盔。1930年代末,人们才开始用推车和大木桶运水进城,以降低成本。由于得到江水不易,许多普通人家便直接从茶馆买开水,所以几乎全部茶馆都打有“河水香茶”的幌子,以招徕顾客。茶馆也卖热井水供洗漱之用,所以茶馆一般有两个大瓮子,一个装河水烧开水,另一个用井水烧热水(见插图1-10)。[54]

插图1-10一个茶馆的灶近处是烧水的茶壶,茶壶放在火眼上。右边是一个大瓮子,利用余热烧热水。

资料来源:陈锦摄。使用得到作者授权。

成都人用的燃料主要是木柴,但价钱较贵,普通人家仅在烧饭时才点火。当薛绍明1930年代到成都时,甚至发现许多人家为了省柴火在饭馆吃饭,然后到茶馆喝茶,在住家附近茶馆买热水洗漱,居民到茶馆去熬药、炖肉。由于日常生活中方便得到热水十分重要,以至于许多人搬家时,附近是否有茶馆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一般来讲,只要附近有茶馆,开水热水问题便很容易解决:“烧柴之家不能终日举火,遇需沸水时,以钱二文,就社购取,可得一壶,贫家亦甚便之。”[55]

当然,上述这些讨论的都是生态和地理的作用,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成都人上茶馆还与他们的性情、对生活的态度、文化传统、人生哲学等人文因素密切相关,不过这些人文因素说到底也是生态、环境和地理孕育的结果,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了茶馆繁荣不衰。成都有许多闲逸的城居地主和寓公,他们每天在茶馆里消磨大量时光。[56]即使那些手头拮据的居民,也喜欢在茶馆里度日,似乎并无拼命挣钱的原动力。至于那些忙于生计的下层阶级,只要他们能买得起一碗茶,也会光顾?馆。茶馆更成为那些无所事事打发日子之人的理想地。当然,茶馆数量的增加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成都,需要更多的地方寻找工作,进行社交,工余休息。[57]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固定的家,于是茶馆成为他们远离家乡时的一个重要逗留地(见插图1-11)。

插图1-11闲来无事把茶馆坐资料来源:陈锦摄。使用得到作者授权。资料与文本解读

资料的困难是茶馆缺乏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到成都的中外游人经常在他们的游记、调查、回忆录中记录关于茶馆的印象,但这些记录也仅仅提供表面的、一般性的描述,缺乏深入的观察和具体的细节。[58]本研究依靠成都市档案馆藏关于茶馆的大量资料,这些有价值的记录散布在警察、商会、政府商业管理等档案之中。[59]到目前为止,中外历史学者还几乎从未利用过这些档案。这些资料提供了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包括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从征税记录,我们得知茶馆数量、每个茶馆的规模及每日销售量等,从每日销售量还可以对每日平均顾客数进行估计。茶社业公会有比较完整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业组织的角色及与政府之关系。发生在茶馆中的许多事件,像争执、偷窃、赌博、走私、暴力、仇杀等,在警察档案中亦留下了大量记录。整个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和警察发布了许多关于茶馆的规章,涉及公共秩序、秘密社会、娱乐控制、行为规范、政治宣传、卫生标准、服务态度等各个方面。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可信的记录,为研究茶馆及其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

虽然档案提供了独特的、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时间分布不均,如有些时期记录详细,有些时期则很简略。在20世纪前无档案记录,晚清和民初记载也十分有限。1932年成都城内爆发战争,大多官方文件和档案被毁,使研究此前的成都十分困难,很难建构完整的历史叙事。有关1930~1940年代的资料大量增多,关于茶馆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记录。第二,关于茶馆顾客情况语焉不详。例如,关于一般茶馆一天能够接待多少茶客,并无确切数字,只好根据各种信息作出估计(见第5章)。另外,谁是茶馆的主要顾客,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男女顾客的比例及年龄分布如何?由于缺乏资料,这些问题都模糊不清。第三,许多记录不完整。本书中所涉及的不少案例最后的结局都不清楚,有的我们只能够看到一面的说辞,难以得窥事实真相。因此,我使用档案资料时非常谨慎,在进行综合分析时,充分考虑到具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尽量参照其他文献,以尽可能对事件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第四,记录不系统。例如虽然我找到一些关于茶馆经营的材料,但仍然缺乏系统的记录,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账本。比较而言,研究小商业的英国经济史学者,可以依赖店铺的每日记账,因为商铺特别是那些茶叶店,“被要求记录它们的茶的销售和买进”,这些记录提供了店铺之间特别是茶叶店之间竞争的综合资料。[60]

当然,我也大量使用其他像报纸、游记、私人记录等资料,以克服这些局限。地方报纸关于茶馆生活的报道,虽然简短和不全面,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我竭力找到各种支离破碎资料间的内在联系。地方报纸经常发表关于茶馆的文章,包括一些系列文章。[61]这些文章多是基于作者自己的观察和调查,为我们今天提供了重构茶馆过去的文化和生活的依据。我发现了不少旅行者和访问者对成都日常生活特别是茶馆生活的生动描述。一个外省人或外国人一进入成都,即会被这个城市茶馆的壮观和文化所吸引,不少人写下了关于茶馆的印象和感觉,从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当然应该充分认识到,作者有自己的主观性,对信息经常有选择地记录,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透过他们的眼睛和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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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2)


茶馆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中心,一些以成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许多情节发生在茶馆里。例如在初版于1936年的《暴风雨前》和1937年的《大波》中,李劼人对晚清成都和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反映了成都茶馆生活的丰富多彩。虽然《暴风雨前》和《大波》是历史小说,但是根据亲身经历,李劼人对成都的面貌、地名、社会习俗、主要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描写,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由于李劼人的《大波》非常写实的描写,以至于有人批评说这部小说“不是戏,倒像是辛亥年四川革命的一本记事本末”。针对这样的批评,李劼人调侃道:“细节写得过多,不免有点自然主义的臭味”。他自己也承认,该书“反映了一些当时社会生活,多写了一些细节”,特别是上卷“是一部不象样子的记事文”。[62]但也正是这种“记事本末”或“记事文”的风格,对于社会和文化历史学者来说,则成为了解已经消失的成都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的有用记录。另一位乡土作家沙汀对成都附近小乡场的地方权力斗争亦有详细描述。茶馆是沙汀描述社会冲突的理想之地,许多情节发生在那里,特别是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年),长篇小说《淘金记》(1941年)、《困兽》(1944年)等。这类根据作家自己的生活观察,以地方风土和真实经历为基础的一些历史小说,可以考虑作为一种口述史来使用。[63]不过,当我们以小说作为史料时,必须区别历史记录与作家创作之间的不同。虽然小说提供了茶馆文化和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描写,但毕竟经过了作者的再创造,因此在使用这些记录时,必须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本书的结构是按专题而非按年代,这样可以有两个好处:首先,可以使杂乱无章的资料更系统化;第二,可以就茶馆的某个方面进行比较完全的描绘。不过在以主题划分的章节中,我仍然十分注意年代问题。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四川在民国时期动乱频仍,作为首府的成都更经历了激烈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动荡,这些不可避免地在茶馆里得到反映。但应该看到,文化变化是渐进的、持续的,即使在乱世也是如此。我认为,当讨论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年代便十分关键,但讨论那些相对稳定、变化很小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不再特别重要。本书的主线——即独特的地方文化对现代化的同一模式的抵抗、国家在茶馆生活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各章中经纬交织,从不同的角度展现出来。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研究的是茶馆的社会文化史。顾客是这个空间的主要占据者,他们像公共舞台上的演员,成为日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第2章考察茶馆中各种人物的公共生活,揭示茶馆怎样成为人们社会化的地方,人们怎样在那里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以及人们在茶馆中进行的其他各种活动。第3章讨论娱乐。作为戏园的早期形式,茶馆为地方戏的表演提供了场地。从茶馆里的表演,我们看到一般民众得到什么样的通俗教育。通俗娱乐使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们,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传统的价值观,这成为地方精英和政府力图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的主要原因之一。第4章分析茶馆的社会功能、阶级及性别问题。茶馆为三教九流和各种社会组织提供了空间。过去,女人到茶馆受到限制,但是20世纪初妇女开始进入这个男人的世界,揭开了在公共空间中为性别平等而斗争的序幕。

第二部将焦点从茶客转移到茶馆本身,着重在茶馆这个经济实体,研究茶馆的经济文化史。第5章从经营角度分析茶馆,包括茶馆的数量、规模、管理、竞争、雇佣、资金、利润、位置、环境等。第6章考察茶馆职业公会在政府和行业间扮演的角色,公会怎样发挥作用,怎样处理诸如与政府的关系、控制本行业等事务。本章将证明,价格和税务是公会处理的首要事务,也是这个组织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最经常的方面,但控制茶馆数量则是公会与政府合作最为密切的领域。第7章集中讨论茶馆的雇佣问题,特别是劳动力、工作状况、性别冲突及职场文化。茶馆工人必须应付各种人物和问题,他们的经历揭示了公共场所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因此,茶馆成为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观察小商业中的劳动力和工作环境,理解性别、大众文化、公共生活及中国劳工阶级的另一面。

第三部研究的是茶馆的政治文化史,即考察社会冲突,国家和地方政治怎样影响茶馆、茶馆生活和茶馆文化的,以及茶馆怎样被政府和精英改良者所控制的。第8章探索茶馆怎样被用作袍哥的公口和码头,这个空间在秘密社会组织的活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怎样支配了地方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本章还分析了茶馆作为维持社区稳定的“民事法庭”,人们在那里解决纠纷和冲突,在社区自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9章讨论茶馆里的冲突。由于社会动乱,各种矛盾层出不?。在茶馆里,民众为生存而争斗,流氓横行霸道,兵痞毁坏茶馆财物,盗贼偷窃茶馆和顾客的财物等,形形色色大小事件层出不穷。本章还考察政府怎样以“维持公共秩序”的名义,控制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第10章揭示茶馆中的政治。改良成为政府和精英的政治议程,随着政治的演变,各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则五花八门。从晚清到民国,茶馆总是一个政治舞台,充分展示了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以及两者的复杂关系。抗战时期,茶馆政治更达到顶峰,茶馆被用作进行全民动员和战时宣传的场所,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联系之紧密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第11章为结论,对国家权力怎样影响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进行综合讨论,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地方文化对现代化所推行的同一性作出反应和进行抵制,考察茶馆作为微观世界怎样反映了大的世界的变迁,讨论地方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全国模式。我还把茶馆与西方的类似场所诸如酒馆、咖啡馆特别是酒吧进行比较,分析中西方之间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异同,并探讨20世纪上半叶,茶馆、茶馆文化、茶馆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了,但在多大程度上又顽强地幸存下来。





注释(1)


[1]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340页。

[2]微观历史在欧洲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中有长足发展,例如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The Night Battles:Witchcraft & Agrarian Cults in the Sixteenth & Seventeenth Centuries; Clues,Myths,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Muir and Ruggiero eds,Sex and Gen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Selections from Quaderni Storici,and History from Crime。虽然这个研究取向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影响甚微,但史景迁以一些小人物的经历作为透镜来观察历史,如《王氏之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微观史”。见Spence,Death of Woman Wang。由于缺乏像欧洲宗教裁判所、教会等那样系统的档案资料,我不可能像一般欧洲微观历史研究那样集中讨论某一个案例,而是通过茶馆这个小的社会空间里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综合和个案分析。关于“公共生活”的定义,见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p13-14。这里“日常文化”是根据G鲁格埃罗所定义的“关于日常生活广泛共享的话语和实践”,见Ruggiero,“The Strange Death of Margarita Marcellini:Male,Signs,and the Everyday World of PreModern Medicin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6 no4(October 2001):1141-1158。关于日常生活的一般理论研究,见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Lüdtke,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个案研究见上引鲁格埃罗的文章。在这个研究中,我经常用“下层阶级”(lower class)或“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这样的词语,是指那些生活在中下层的无名的、被遗忘的人们。本研究中的“精英”和“社会(精英)改良者”与我在《街头文化》一书中的定义相同。见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p16-18。

[3]“国家”这个词在本书中经常出现,在英文中,与中文“国家”一词相近的词至少有三个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这三个词在英语中有明显区别,country是从地缘的角度讲“国家”,nation从民族的角度讲“国家”,而state是从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角度讲“国家”。在本书中,我所讲的“国家”是state,因此经常又是政府的同义词。作为state的“国家”,在本书中有时也具有不同的含义,相对人民而言,其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在军阀时期也可以是军阀政府;相对地方而言,其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national的双重含义。因此,“国家文化”,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这里还有必要对本书中的“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进行一些解释。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的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不断扩大,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4]2000年周锡瑞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重建中国城市》(Esherick ed,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主要讨论现代性和国家认同,文章包括钱曾瑗(Michael Tsin)关于广州(“Canton Remapped”)、罗芙云(Ruth Rogaski)关于天津(“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关于成都(“Yang Sen in Chengdu:Urban Planning in the Interior”)、汪丽萍(Liping Wang)关于杭州(“Tourism and Spat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董玥(Madeleine Yue Dong)关于北京(“Defining Beiping:Urban Re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1928-1936”)、C姆斯格若夫(Charles Musgrove)关于南京(“Building a Dream:Constructing a National Capital in Nanjing,1927-1937”)、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关于武汉(“Wuhans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麦岚(Lee McIsaac)关于重庆(“‘Righteous Fraternities’ and Honorable Men: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等专题研究。这些文章揭示了城市规划、建设、卫生、秘密会社等问题。关于这个改良在成都的系统研究见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和Stapleton,Civilizing Chengdu:Chinese Urban Reform,1875-1937。

[5]Bird,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sze of the Somo Territory,pp345,350;Wilson,China:Mother of Garden,p112;迟塚丽水『新入蜀記』,第230页。

[6]见附表1《1910~1949年成都人口统计》。

[7]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129.

[8]文闻子编《四川风物志》,第452页。

[9]广为流传的陆羽的《茶经》开篇即称:“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见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第1~6页;王国安、要英《茶与

中国文化》,第19~20页;文闻子编《四川风物志》,第452页;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chap2。本书研究的是茶馆,而非茶叶。我所关注的是人们喝茶的公共空间,而非他们所喝的饮料本身。茶文化是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课题,但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我基本上不考虑茶叶本身的问题,如茶叶的生产、销售、运输等,除非这些信息与茶馆、茶馆生活、茶馆文化有关。

[10]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第32页。同郑板桥一样,一些喜欢茶的人不喜欢喧闹,因此茶馆不应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甚至提议远离茶馆。一篇题为《吃茶ABC》的文章称,饮茶应该有一个宜人的环境,干净、整齐、高雅的家具和茶具。按照这个标准,“茶馆决不是吃茶的理想地方,吃茶先得有好友精舍,甘水洁瓷”。(楷元:《吃茶ABC》,《新民报晚刊》1943年9月20日)的确,茶馆对那些喜欢清静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去处。但也恰恰正是那个热闹的气氛,作为一个自由交往的空间,茶馆才吸引了众多的茶客。

[11]最早的记录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是在从山东、河北到首都长安途中,有许多卖茶的铺子。另外,在《旧唐书》和《太平广记》中,也有“茶肆”的记录。关于宋代茶馆的记载有《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古杭梦游录》等。根据J伊万斯的说法,“唐代出现了茶师,宋代出现了茶馆。茶馆一出现便生意兴隆,很快便如雨后春笋,挑战酒馆的地位”。在宋朝,茶馆散布于全国城市和乡村,那时“人们在茶馆里开始和结束他们一天的生活,人们在那里做生意,作为社会中心”。明代关于茶坊的记录,有周晖的《二续金陵琐事》和张岱的《陶庵梦忆》关于明南京、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关于明杭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关于明南京和杭州、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关于明扬州等。见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第49~50页;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pp60-61;Gernet,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p49;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新史学》2000年(第11卷)第3期,第1~46页。





注释(2)


[12]虽然贾大泉、陈一石的《四川茶叶史》认为“四川茶馆的开设不晚于唐代”(第368页),但他们并没有提供具体资料加以论证。

[13]费著:《岁华纪丽谱》,《墨海金壶》第3函,第2~4页。

[14]谷莺编《锦诚诗粹》,第301页。据说李调元还写有一副关于茶馆的对联,不少茶馆都喜欢悬挂:“茶,泡茶,泡好茶;坐,请坐,请上坐。”嘉庆时的一首竹枝词提到茶坊:“同庆阁旁薛涛水,美人千古水流香。茶坊酒肆事先汲,翠竹清风送昔阳。”见杨忠义、孙恭《成都茶馆》,《锦江文史资料》第5辑,1997年,第84、87页。

[15]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林孔翼编《成都竹枝词》,第63页。

[16]周询:《芙蓉话旧录》,第24页;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152。

[17]叶雯:《成都茶座风情》,《成都晚报》1949年3月20日;文闻子编《四川风物志》,第452页;陈锦:《四川茶铺》,第32页。

[18]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337~340页。

[19]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p86.

[20]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42页;秋池:《成都的茶馆》,《新新新闻》1942年8月7~8日;李英:《旧成都的茶馆》,《成都晚报》2002年4月7日。

[21]《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下卷,第270~271页。

[22]何满子关于茶馆的文章,大多收在他的《五杂侃》和《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下卷中。

[23]不过他也发现茶馆里“一是太闹,二是座位不舒服”,希望茶馆座位舒服点,桌子间距离大点,噪音小点。见佚名《关于茶馆》,《新民报晚刊》1943年10月27日。

[24]类似的文章,见《通俗日报》1910年4月29日。关于清末民初对大众文化和茶馆的批评,见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chap4。

[25]《国民公报》1912年8月4日;民国《名山县志》卷15,转引自秦和平《二三十年代鸦片与四川城镇税捐关系之认识》,《城市史研究》第19、20合辑,第93页。

[26]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44~145页。舒新城所提到的章士钊(1881~1973),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教育总长,1920年他发表不少文章赞扬传统的农业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对工业化持批评态度。这些文章包括《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农国辨》、《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收入《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44~146、266~272、403~405页。

[27]《新新新闻》1938年4月29日。

[28]《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186~1431;此君:《成都的茶馆》,《华西晚报》1942年1月28~29日;秋池:《成都的茶馆》,《新新新闻》1942年8月7~8日。

[29]屈强:《我是标准茶客》,《新新新闻》1949年1月21日。

[30]安乐寺是当时成都一个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著名的“人市”(即劳动力市场)也在此处。

[31]老乡:《谈成都人吃茶》,《华西晚报》1942年12月26~28日。还有一些类似为茶馆生活辩护的文章,如陈善英《茶馆赞》(《新新新闻》1946年6月19日)等。

[32]如今成都至少有3000家以上茶馆(《商务早报》2000年5月19日)。关于成都茶馆在20世纪下半叶的命运,我将在正在撰写的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第2卷(Public Life under Socialism:Teahouses in Revolutionary and Reformist Chengdu,1950-2000)进行详细讨论,这里不赘述。

[33]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館について」『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第529~540页。次年他发表了有关晚清上海茶馆的另一篇文章,即「清末上海の茶館について」『燎原』第19期(1983年),第2~5页。虽然他因资料不足,难以进行深入讨论,但是铃木智夫的研究对茶馆历史进行探索开辟了新方向。实际上在1974年,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竹内実便出版了《茶馆——中国的风俗和习惯》一书。尽管以“茶馆”为书名,但该书是对中国社会习惯的通俗性介绍,仅有一章讲茶馆。竹内実以“茶馆”作为书名并在第一章介绍茶馆,似乎看到了茶馆作为中国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一个象征和中心地位。J伊万斯的《中国的茶》一书是关于中国茶叶的通史性著作,他用两章讨论宋和清代的茶馆,提供了关于中国茶馆发展的一个很有用的记录。不过,伊万斯把“中国茶馆”作为整体,没有讨论在不同地区,地方文化因素是怎样影响茶馆和茶馆生活的。见竹内実『茶館——中国の風土と世界像』;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pp60-66,140-143。

[34]1985年和1988年西泽治彦分别发表了两篇关于茶馆的文章,一篇是对中国茶馆及其历史的综合研究,另一篇对成都茶馆历史进行考察。后者的特殊价值在于,当大多数城市史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他却把焦点移到中国腹地。与铃木的文章一样,这篇论文使用的资料也非常有限,而且考察的时间跨度大,从晚清直到改革开放后,对长时期的成都茶馆做了一个概括性研究。他关于1949年以前成都茶馆的描述基本依靠陈茂昭的回忆文章《成都的茶馆》。该文最有趣的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后成都茶馆的复兴。见西澤治彥「飲茶の話」『GSたのしい知識』第3卷(1985年),第242~253页;「現代中国の茶館——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風俗』1988年第4期(卷26),第 50~63页;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78~193页。日本学者还出版了若干关于日本茶馆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茶馆建筑的成果不少,见中村昌生『茶室の研究——六茶匠の作風を中心に』,『茶室と露地』,『京都茶室細見』和『茶室を読む——茶匠の工夫と創造』;牧孝治編『加賀の茶室』;吉田龍彦『仙巖園茶席——広間•小間•立礼席の詳細』和『现代の茶室建築』;古田紹欽『草庵茶室の美学——茶と禅とのつながり』;佐藤要人『江户水茶屋风俗考』;横山正『数寄屋遥——茶室と庭の古典案内』;瀬地山澪子『利休茶室の謎』;中村利則編『茶室•露地』;桐浴邦夫『近代の茶室と数寄屋——茶の湯空間の伝盛展開』;飯島照仁、竹前朗『茶の匠——茶室建築三十六の技』;内田繁『茶室とィンテリァ』;Nakamura Toshinori,“Early History of the Teahouse”Pts1-3Chanoyu Quarterly no69(1992):7-32;no70(1992):22-40;no71(1992):31-44。

[35]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新史学》2000年(第11卷)第3期,第1~46页。这类的早期研究还有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蒙古入侵前夕中国的日常生活》,出版于1950年代末,对南宋杭州的茶馆有简略描述。见Gernet,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p49。还有一些中文的相关研究,例如小田在关于近代江南农村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中,考察了茶馆怎样被用作社会和商业活动;刘凤云则对明清城市空间有深入探讨,她比较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茶馆,发现在北京除了有大茶馆外,还有许多被称之为“清茶馆”的小茶铺,与茶棚的状况相差无几。茶馆成为社会化的空间,人们在那里娱乐和进行各种活动。见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第215~222、237~241、262~267页;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第197~215页。近年来,茶文化在中国成为通俗阅读的热点,已出版的书有几十种之多,但几乎都是文化介绍而非历史研究。例如,冈夫:《茶文化》;杨力编《茶博览》;陈香白:《中国茶文化》;秦浩编《茶缘》;林治:《中国茶道》;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浩耕、梅重编《爱茶者说》;彭国梁编《百人闲说:茶之趣》,等等。这些书都是为了大众阅读,内容大同小异。真正专门关于茶馆的书只有陈锦的图片集《四川茶馆》,对四川茶馆生活有生动记录,陶文瑜的《茶馆》,也为通俗读物。贾大泉、陈一石1988年出版了《四川茶叶史》,研究四川茶叶生产和贸易。





注释(3)


[36]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no1(1964):38-39;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p60.

[37]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no1(1964):20,37-39,41.

[38]罗威廉也注意到在茶馆里“顾客之间的暴力事件经常发生”,但也是一个解决纠纷的地方,“即人们所称的讲茶的社会习俗”。见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pp60,64,196。在关于天津、北京、上海工人阶级的研究中,贺萧、全大伟、裴宜理描述了茶馆与工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特别关注其休闲和娱乐的角色。例如贺萧发现工人喜欢在茶馆下棋、听评书、看表演。同样,全大伟强调了北京黄包车夫也爱在茶馆打发时间,这是同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裴宜理研究20世纪初上海的宁波移民社区,注意到茶馆是他们聚会、休息、看绍兴剧、听评书和评弹等的主要场所。艺人和算命先生在那里谋生活,爱鸟者也在那里聚会。见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pp185-186;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p58;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p22。

[39]Shao,“Tempest over Teapots: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7,no4(1998):1010;Wang,“Street Culture: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Modern China vol24,no1(1998):34-72;“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26,no4(2000):412,432;Goldstein,“From Teahouses to Playhouse:The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2,no3(2003):753-754.

[40]Shao,“Tempest over Teapots: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7,no4(1998):1010.

[41]Goldstein,“From Teahouses to Playhouse:The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2,no3(2003):753-754。一些其他文章讨论了娱乐与茶馆的关系,但是它们的着眼点并非茶馆。如梅舍夫夫妇(Walter Meserve和Ruth Meserve)发表于1979年的《从茶馆到扬声器》一文中,从戏曲研究的角度考察茶馆中的表演。C本森(Carlton Benson)的《从茶馆到收音机》博士论文则研究1930年代上海精英怎样利用大众文化去控制、影响城市大众,但这个研究集中在表演和无线广播,而非茶馆本身。张真在其《茶馆、皮影戏、大杂烩》的文章中,从文学的角度,通过讨论1920年代初的短片《劳工的爱情》,分析上海茶馆中的传统表演与早期中国电影的关系,茶馆本身并非她的着眼点,但其研究帮助我们理解1920~1940年代一个主要中国都市电影发展的文化背景和环境。见Meserve and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 no1(1979):131-140;Benson,“From Teahouse to Radio:Storytelling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e in 1930s Shanghai”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6;Zhang,“Teahouse,Shadowplay,Bricolage:‘Laborers Love’ and the Question of Early Chinese Cinema,”in Zhang ed,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1922-1943,pp27-50。

[42]Wang,“Street Culture: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Modern China vol24,no1(1998):34-72;“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26,no4(2000):412,432.

[43]见鈴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館について」『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集』,第529~540页;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第215~222、237~241、262~267页;Shao,“Tempest over Teapots: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7,no4(1998):1009-1041;Wang,“The Idle and the Busy: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26 no4(2000):411-437;何满子《五杂侃》,第192~194页;《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下卷,第270~273页;Goldstein,“From Teahouses to Playhouse:The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2,no3(August 2003):753-779。

[44]李长莉:《晚清上海的社会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第427~455页。

[45]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29~30页。事实上,茶馆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不像咖啡馆那么重要,例如李欧梵(Leo Oufan Lee)指出,咖啡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充满政治和文化意义”,在1930年代的上海,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聚会地,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象征”。(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pp17,22)如果说上海人去咖啡馆追求“现代生活”,那么成都居民则在茶馆里捍卫“传统”生活方式。

[46]舒新城:《蜀游心影》,第142页;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30页;《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下卷,第271页;Shao,“Tempest over Teapots: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7,no4(1998):1012-1013,1032;Goldstein,“From Teahouses to Playhouse:The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2,no3(August 2003):754-760。崔显昌注意到,华北的茶馆用的是高木桌、长凳子、茶壶,坐起来不是很舒服,用茶壶泡茶也不利于品茶,而且顾客加开水还得另付钱。因此,人们称这些茶馆为“无茶无座”。在广州,老人们称茶馆为“茶室”,这些茶馆主要是卖点心,但其座位舒服得多,所以人们称是“有座无茶”。见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第6期(总第12期),第92~93页。

[47]Hsu and Hsu,“Modern China:North,”in KCChang,Food in Chinese Culture: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p308。巴波在回忆中,讲到他在民国时期和1949年以后坐茶馆的经历,他发现,“至于茶馆的多寡,记忆所及,北方不如南方多,南方要数四川多,四川境内要数成都多”。(巴波:《坐茶馆》,彭国梁编《百人闲说:茶之趣》,第294页)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饮茶习俗。例如,北方人说“喝茶”,南方人说“饮茶”,长江流域的人说“吃茶”。见《成都晚报》1948年9月7日。

[48]周止颖:《新成都》,第247页;何满子:《五杂侃》,第192页。

[49]黄裳:《茶馆》,彭国梁编《百人闲说:茶之趣》,第299页。当然,这些是表面观察。关于茶馆里阶级问题的讨论见本书第4章。

[50]杨忠义、孙恭:《成都茶馆》,《锦江文史资料》第5辑,1997年,第81页。





注释(4)


[51]关于这个地区及其乡场的研究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no1(1964):3-43;vol24,no2(1965):195-228;vol24,no3(1965):363-399;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p4-6;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4章。

[52]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33~35页;何承朴:《成都夜话》,第350页;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第166页。

[53]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32~35页。杨武能、邱沛篁主编《成都大词典》,第731页。四川普遍产茶,例如仅在川东便有万县、达县、开江、铜梁、梁山、宣汉等;在川南,有合江、綦江、高县、筠连、兴文、屏山等;川西有北川、大邑、邛崃、雅安、灌县等。明代和清代川茶便销到蒙藏地区,在嘉庆时期,“川茶销售藏族地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使打箭炉、松潘成为茶贸中心,沿这条贸易线,巴塘、里塘、炉霍、甘孜等市镇也得到发展。但近代印茶倾销西藏,川茶市场日益缩小。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30页;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叶史》,第196、204、266页。

[54]江水并不直接由瓮子烧开,由于里面的水已经利用余火变热,所以再加到茶壶里,放在火眼上烧,便快得多。一般一个茶馆的灶上都有几个到十来个火眼,视茶馆大小而定。水沸以后,堂倌直接用茶壶给顾客掺茶。成都平原有丰富地下水资源,在地下挖两三米即可见水,一口浅井可供百人使用,不过,一般仅用来做饭和洗漱,饮茶则购江水。1927年,成都有2795口井。虽然城内也有河水流过,但水浅河道窄,人们往里扔垃圾,洗衣服,故污染不可饮。(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87页;李劼人:《大波》,《李劼人选集》第2卷,第414页;周询:《芙蓉话旧录》,第24页;《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第526页)1911年成都有人口30多万人,5/6住在城墙内,使用依靠井水,但饮水多靠运江水进城。江水取城外的锦江、府河和南河,东门的珠市街,西门的柳荫街、三洞桥、饮马河,北门的下河坝等地,都建有取水码头。各茶馆都以味道好的江水招徕顾客,但也有例外,如望江楼下的薛涛井,以唐代著名歌伎(女校书)薛涛曾在此居住而得名。该井的水质高,许多著名茶馆如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东大街的华华茶厅、春煕路的饮涛茶楼等,都到此取水。薛涛井附近有一家茶馆,由于用薛涛井水,加之沿江的风景,故生意兴隆。一个民间的说法是薛涛以井水洗脸,胭脂流到水里,人们于是谑称“薛涛井水最驰名,人人爱喝洗脸水”。19世纪末江水值30~40文一挑,1910年热水卖1文一壶,1942年2~3角一桶。(李劼人:《大波》,《李劼人选集》第2卷,第413页;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87页;徐心余:《蜀游闻见录》,第15页;周传儒:《四川省》,第95页;此君:《成都的茶馆》,《华西晚报》1942年1月28~29日;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第253页)城内也逐渐开始用自来水,最早是晚清从劝业场开始的,吸引了许多顾客。不过这个所谓“自来水”,是由成都自来水公司用竹筒从万里桥接到华兴街的大水池,然后由水夫把水挑到各茶馆。所以有人讥讽这是“人挑自来水”。由于不实用,这个成都的早期自来水计划夭折了。直到1940年代,名副其实的自来水在成都才真正出现。(Wang,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 in Chengdu,1870-1930,p124;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第110页)在西方一些地区,饮水的不方便导致啤酒的发展。例如在1870年代之前的德国,城市地区水源污染,不仅味道怪异,而且不安全,当时茶和咖啡则是奢侈品,而且“穷工人营养不足,食品单一,他们认为啤酒可提供最基本的营养”。见Abrams,Workers Culture in Imperial Germany:Leisure and Recreation in the Rhineland and Westphalia,p64。

[55]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第166页;周询:《芙蓉话旧录》,第24页;陈茂昭:《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89页;杨武能、邱沛篁主编《成都大词典》,第731页。实际上燃料也是茶馆的最大开销,例如1945年,燃料占茶馆全部开销的55%,花费第二的茶叶不过18%。(《成都市商会档案》:104-1390)关于茶馆收支的进一步讨论见第5章。居民从茶馆买热水洗漱的情形,李劼人在《大波》中有描述:一个商人起床后,要洗脸时则“叫小四到茶铺买了一文钱的热水”。李劼人还描述新军军官尹昌衡(此人辛亥革命中成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家住沟头巷。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客人,尹的母亲叫仆人出去买茶叶和开水,仆人一只手提一个锡茶壶,另一手用竹篮装了两个空茶碗,正要离开时,尹母亲叮嘱她:“先到瘟祖庙称茶叶。就是老太爷天天吃的那种茶……对!就请茶叶铺伙计抓两撮在这碗里……多少,他们卖茶叶的人晓得的……回来在九龙巷牌坊茶铺泡茶,倒开水……要记牢,泡茶要鲜开水。倒回来的开水,也要手壶里烧开了的,不要瓮子锅里的。”(李劼人:《大波》,《李劼人选集》第2卷,第853、1080页)从这个例子看到,尹家并不准备茶叶和开水,有客人来则临时去买。显然,如此小的交易十分普遍,可以小到买两撮茶的地步。有趣的是,他们并不在茶馆里买茶叶,而只买开水,这即是说顾客认为直接在茶叶店买茶更划算。茉莉花茶是成都最流行的茶,价廉物美。1930年代末易君左第一次到成都,在游记中描述了在二泉茶楼买了一碗茉莉花茶,花3分钱,“茶香水好,泡到第二三道茶味全出来了”。见易君左《锦城七日记》,《川康游踪》,第194页。

[56]在成都平原,自耕农占20%,佃户占62%。不少大地主住成都,小地主则住乡场。乡场给他们提供的娱乐非常有限,因此茶馆成为他们消磨时光之地。另据郭汉鸣、孟光宇的调查,在1920~1930年代的成都平原,耕田的出佃比例高达80%。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第1期(总第4期),第32页;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第15~19页;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138页。关于成都平原租佃问题的最新研究,见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

[57]但当茶馆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即五六百家时,政府和茶社业公会便进行了人为的控制,见第6章的讨论。

[58]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外,这些记录包括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Brace 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Service ed,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中村作治郎『支那漫遊談』;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中野孤山『支那大陆横断游蜀雑俎』;內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見る中国の日常生活』等。

[59]包括《成都省会警察局档案》、《成都市商会档案》、《成都市政府工商档案》、《成都市工商行政登记档案》、《成都市工商局档案》等。

[60]Mui and Mui,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pp201,208,250.

[61]例如,仅从1942年《华西晚报》,我便发现有五篇这样的文章,即此君的《成都的茶馆》(1942年1月28~29日)、陆隐的《闲话女茶房》(1942年2月25~28日)、周止颖的《漫谈成都女茶房》(1942年10月13日)、居格的《理想的茶馆》(1942年10月17日)、老乡的《谈成都人吃茶》(1942年12月26~28日)。1944年王庆源在《风土什》第1期发表《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地方报纸经常发表关于饮茶的文章,如《茶话》,讲喝茶对大脑和身体健康的好处。在清代,如果官员从桌子上端起茶,这即是送客的意思。(《成都晚报》1948年9月7日)最近二十来年,不少学者生动描述了他们在成都茶馆的经历,包括崔显昌的《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第6期[总第12期],第92~102页)、陈茂昭的《成都的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年,第178~93页)、王世安和朱之彦的《漫话少城公园内几家各具特色的茶馆——回忆我经营枕流茶社的一段经历》(《少城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第150~160页)等。

[62]李劼人:《“大波”第二部书后》,《李劼人选集》第2卷,第951~952页。

[63]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第1卷,第275~662页;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沙丁选集》,第140~156页;《淘金记》、《困兽记》,《沙汀选集》第2卷,第3~293、299~625页。





Table of Contents

引子——早茶(1)

引子——早茶(2)

城市、茶馆与日常文化

城市和茶馆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1)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2)

城市史视野中的茶馆

茶馆叙事中的地域论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1)

茶馆的生态与环境因素(2)

注释(1)

注释(2)

注释(3)

注释(4)